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一）

【提要】1.近代以来的状况不完全符合刘易斯"二元论"的前提和条件。2.长江三角洲化过程中呈现的不是传统与现代部门截然对立的二元现象，而是在传统部门中分化出与现代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型成分，呈现出"三元结构"。3."三元结构论"讨论的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中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的现代化水平。

【关 键 词】二元结构、三元结构、传统与现代化

【正 文】

一、对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与中国实际的认识

（一）二元经济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反响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理论，极具，在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该理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并进而探讨如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最终实现现代经济"一元化"的性。正因为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发展中国家"传统与现代"经济并存的实际，讨论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问题，因此被众多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我国学术界也常常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经典性理论框架被广泛。

在中国的理论界和政策部门以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化问题时，一般而言，最广泛应用的理念是，一，确认中国经济至为止，仍是二元的，即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二，确认二元经济的最终发展前景是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整体经济终将变为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而现代经济的标准和内涵，主导观念认为有三方面，即城市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第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各部门比重的绝对优势；实现农村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

因此，在对中国的经济分析中，无论是在变化过程领域，还是在当代经济领域，或是提出政策目标，大量论者的出发点都是致力于一个趋同的方向和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过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由此提高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使其现代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如何改变"农村包围城市"的城乡格局，实现传统农村的城市化。

但是，此类看来相当符合二元经济理论原则，也符合世界性经济发展规律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很值得深究。从理论角度看，类似理念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前提和限制条件，因而实质上颇大程度地背离了二元经济论的成分。从实际生活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况来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亦颇可质疑。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理论背景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作者之所以如此强调该文的理论背景，是因为他认为，该文的分析对象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状况即劳动力和资本状况，类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状况，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兴趣的变化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而且，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来说，似乎可以确实假定经济的扩张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扩张是的确不是有保证的"。（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在亚洲和东欧）生活在与古典理论假设相符而不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相符的条件下，这些地区的人民从古典分析中得到的东西要比从1870年以后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47页。）二元经济论的杰出之处和独特贡献，正在于它在新古典经济学已"取代"古典学派的理论界明确提出，很大区域的实际生活是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不合的，因此绝对不应该用理论前提与现实状况不符的理论作为工具去分析实际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第一阶段的存在（指不变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错误地用对第二阶段（指资本积累赶上劳动力增长阶段）的分析套用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上"（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70页。）。由于分析对象的实际情况倒与古典理论有相同之处，故刘易斯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早已被"冷落"、被认为"过时"的古典理论来说明问题。看来刘易斯本人认为自己文章的最大理论贡献和得意之笔亦在于此："研究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学者，在找到贴切地适合他的问题的分析结构之前，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三）二元论由以成立的限制条件

任何一个严密的模型都有自己的严格限制条件，二元论当然也不例外。刘易斯指明，"如果在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以至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这个过程就必然停止"。但刘易斯说："它也可能在此之前停止"。刘易斯认为，从经济原因上，资本积累过程提前停止可能有四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条件可能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所谓的贸易条件是指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经济交流关系，这"实际上是工农业关系"，亦即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假定资本主义部门不生产食物，将会出现两种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的贸易条件，一种是：如果传统部门即农业的生产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对食品的需求，从而迫使资本主义部门提高付给农民的粮价，那么必将使资本主义部门减少利润，当这种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日益增多的品是无利的"。另一种是，如果传统农业部门食物生产率提高，但食物价格的下降却不如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则同样会"迫使资本家把更多的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从而减少工业利润直至无利可图。

刘易斯这位因创立二元经济论而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学者，其学说本身即在经济理论界树立了严肃经济学家的态度典范：对任何理论学说都不盲从；任何理论观点，都应是最大限度地根据所分析对象的客观实际而给出；任何理论观点，都有自己严格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二元经济论由此而来，以二元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无疑也应遵循理论本身的精神和实质。因此，在运用二元经济论分析时，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审视二元经济论的理论模型由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这应是我们能否采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和结论的唯一准则。

（四）二元经济论与中国的实际

我们主要分析四个问题：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与中国实际；模型主要条件与中国实际；模型限制条件与中国实际；二元理论的结论与中国实际。

1、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与中国实际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之理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工具是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根据约1870年代以前，以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历程、抽象出来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由以建立的实证资料中，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资料是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因此，说到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应该避免一种误解，以为纯属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特有现象。对此刘易斯本人说道："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高工资经济和低工资经济并存"。（注：刘易斯：《不发达地区的就业政策》，见《二元经济论》，第75页。）"19世纪的欧洲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历史见证"。（注：刘易斯：《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见《二元经济论》，第92页。）"我的模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来解释，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其发展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中的扩张）国内储蓄占国民收入之比快速提高的原因。大不列颠史料，是模型赖以建立的依据。"（注：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见《二元经济论》，第102页。）综观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论的一些论述，可以辨析出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尽管他自己未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是世界多数国家至少是相当数量国家的共同点，现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二元向一元的过渡。关于这类国家从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转化的规律性的总结即二元经济论，对于仍处于二元状况的不发达国家，是重要乃至在新理论出现前最可的经济理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而仅仅是要为那些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并不适用的国家精心设计一个不同的框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情况如何？刘易斯精心设计的框架能否适用于中国？如果可以认为，至19世纪末期，随外国资本入侵而建立的资本主义部门在中国中已产生重要，并与传统产业并存，开始逐步形成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至今已有约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期状况有重大差异。即便二者都存在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这个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但中国与英国等国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基础、国内生产要素的资源与供给条件以及面临的国际交流格局都有重大不同（注：可林刚：《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见《中国经济史》1995年2期。）即就中国二元结构本身看，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至1980年代前，1980年代至今都有重要区别，其中无论哪一时期都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有着重大不同，都颇难以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总之，完全套用古典经济学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二元结构，从理论的背景条件看，是明显不合适的。

2、模型主要条件与中国实际

二元经济论的基本条件是：之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页。）"说得更确切些，劳动力的短缺不是创立新就业源泉的限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4页。）从近代中国看，这个条件是成立的。至当前，也仍可认为是成立的。尽管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传统部门，但并未影响到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之二：相对于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资本是短缺的。此条件对于中国的近代至当代，也可认为是成立的。之三：存在着两个基本经济部门：使用再生产资本，雇用工人，为赢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维持生计部门；这就是所谓的两部门经济即二元经济结构。按流行说法，资本主义部门等同于现代经济部门，而维持生计部门等同于传统经济部门，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二元结构经济，正基于此。但是，正是在这个似乎毫无的地方产生了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的维持生计部门不同于刘易斯二元论中的维持生计部门。按刘易斯的定义，维持生计部门"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个部分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因为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8页。）在刘易斯那里，耕种自己土地、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生产的农民及农业经济，可视为维持生计部门的主要体现，这也是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源泉。正是由于维持生计部门不使用再生产资本而现代部门使用资本，才可能在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由于可得到的资本更多，就有更多的工人能从维持生计部门被吸收到资本主义部门去，同时他们的人均产量也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而增加"（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8页。）。维持生计部门不使用再生产资本、只为自己消费生产的条件界定，对于经济结构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能否成功是极其关键的。按照刘易斯模型，在开始，国民收入几乎完全由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所组成，由于在不减少农业产量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产生可以足以保证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因此，这个过程总是增加了资本家的剩余和资本家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7页。）只要能够按不变的实际工资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如果任何一部分利润都再投资于生产能力，则利润和资本就会一直增加下去，直至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汲尽。

就二元经济论理论逻辑本身看，上述命题亦十分重要，刘易斯认为这是古典模型区分于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基点："按新古典模型，只有通过从消费品的生产中抽出资源才能创造出资本。但是，我们的模型中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零，同时如果不用从其他用处中抽出稀缺的土地和资本，也能靠劳动创造出资本，则资本可在不减少消费品产量的情况下创造出来。"（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0页。）

如果传统部门使用资本并达到较大比重，二元结构的转换就会发生危机。假设传统部门使用了相当资本，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下情况：1.至少会因传统部门使用资本而减少总资本额中配置给部门的份额。2.至少会延缓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和速度，甚至可能会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丧失。3.会发生刘易斯所说的两部门间贸易条件不利于现代部门的状况。仅以上三点，就足以现代部门的壮大和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更进一步说，传统部门如果使用了资本，是否还可认为是刘易斯所定义的纯粹意义的维持生计部门也成了。的情况恰恰是传统部门使用了资本，并且资本的使用总量非常之大。

以下我们就1933年的状况，在近代中国最主要的行业--棉纺织业中的"现代部门"棉织工厂（只包括独立的织布印染工厂，不包括纱厂中的织布部分）和"传统部门"手工织布业的使用资本进行，情况为，棉织工厂全年使用资本（包括原料、燃料、折旧、各项杂费等）55777千元。手工织布业全年使用资本（原料、折旧、杂费等）400614千元。传统部门使用资本竟相当于现代部门的718%。当然应该说明，机织布主要是纱厂生产的，由于上的困难，难以计量机布的资本消耗量。但该年度全国纱厂的资本及费用支出总额为567601千元，对比之下，手工织布的资本支出数量的巨大显而易见。（注：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附录，第95-100页。）如果传统部门所用资本在社会使用的总资本中比例很低，对资本积累方向和资本构成无过多影响，则作为一个模型完全可以假设纯粹条件，将不影响大局的因素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忽略对模型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模型的准确就有疑问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严格按照刘易斯对传统部门的定义，传统部门是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那么，对于存在使用大量资本的传统部门的社会来说，就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基本前提，就不应该用不合前提的理论及其结论去分析乃至套用该理论所不包含的问题，这既会造成对理论本身的歪曲，也会对分析对象造成谬误。

问题还不止于此。传统部门使用资本对于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道路有特殊重要意义。

第一，如果古典经济学对传统部门的定义符合资本主义以前的欧洲国家的一般状况，则表明，即便从单纯的理论概念上判断，中国的传统部门与西方国家的传统部门在"经济属性"上有着重大差异。

第二，这种差异，将影响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方式和特征。我们已经确知，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自给性农业（以满足自我需要的粮食生产为代表）与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密切结合，这就表明，中国传统经济虽然可以统称为一元化传统部门或统称为传统经济结构，但其内部动却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产业部门：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工副业。这是在一定条件下传统一元结构分化的基因。显然，这表明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的转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与刘易斯的二元转换有重大不同，由此可能引致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产生与国外不同的重要特点。但恰恰对于此，却没有被中国的二元论者们所认识。

3、模型的限制条件与中国

前已说明二元经济论的限制条件主要是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之间的贸易关系，当贸易条件不利于现代部门时，便会阻碍其资本积累和吸收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一文中，刘易斯主要从贸易条件会影响工资水平的角度分析问题，这和他遵从古典学说，偏重供给因素，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致："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5页。）尽管如此，刘易斯在其他论文中还是涉及到需求和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在两部门间的贸易条件上。他说"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中，情况迥然不同。我们知道在小农经济中，如果有关农民的问题为人关注，如果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的信贷制度、道路、水的供应等的坚实基础被提供出来，那么农业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在缺乏这些措施时，农业有停滞的趋向；我们也知道，仅仅极少数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如果资本主义部门与农业部门进行贸易（例如：为取得食物、原料和市场而依赖于贸易），那么贸易的扩大在农业部门萧条时将受到威胁，因为这样促使贸易条件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实际上，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67页。）这里我们看到了刘易斯对传统农业的高度重视。

在有关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刘易斯的二元论受到指责，被认为忽视了传统农业在中的重要性。平心而论，这不够公平。从以上可看出，刘易斯不是全然未意识到传统农业状况对现代经济形成的重大作用。在于，他对于"在不能完全满足资本主义部门迅速扩大的条件下，传统农业经济在一个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时，如何才能使二元转变为一元"的问题不予讨论，即这一问题不在他的二元结构模型范围内，而正是这一问题，是包括在内的众多国家最需要解决的。刘易斯的二元论对中国不完全适用，在于他的基础，他的"二元变为一元"的依据是古典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在此上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凡不合于古典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条件，均被作为模型的例外或限制条件而不予讨论。例如，刘易斯论证说："如果资本主义扩展速度足够快的话，那么，它迟早会包容整个经济……亚当·斯密认识到资本能够赶上劳动力的供给……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则否认这一点……他们错了……由于资本能够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因此把劳动力剩余汲干并不困难。"（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68页。）

4、二元经济论的结论与中国实际

刘易斯本人并不认为二元经济论的结论，即二元结构最终转变为现代一元结构，适用于所有国家。从刘易斯发表二元经济论后的若干论文的变化来看，似乎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加上了愈来愈多的限制条件。1979年，在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25年后，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的论文中，就"许多作者对于过去20年来，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迅速扩张，没有通过’利润渗透"导致传统部门的同样繁荣，感到惊奇和失望"的回答中，明确指明"事实上，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经济系统中既有使传统部门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损害的因素。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不同的情况下大相径庭。"（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0页150。）这实际上是对那种认为"凡是存在着二元结构的国家都必然会转化为现代部门一元结构"的看法的间接否定。

刘易斯认为现代经济部门对传统经济部门的相互有四个方面，每方面现代部门都会对传统部门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这里的不利影响实际就是传统部门向现代转化的限制因素。这里我们最关注的是就业和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刘易斯：现代部门雇用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人员。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但"这种获利的大小程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部门所面临的人口压力有多大"，"在人口密集的国家中，现代部门的扩张成了传统部门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部门的人口向现代部门的涌流，超过了后者所能吸收的数量；不管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有多快，失业仍将增加。"（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0-151页。）

由此可见，人们应该对二元经济论有全面的理解，既不能不管具体情况随意套用，也不能不顾理论所设立的一系列前提条件而任意申旨。若如此，会造成对二元经济论理论本身的歪曲，又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和政策选择方面造成灾难性后果。

笔者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的国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劳动力在资本短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可以起到替代物质资本、对总资本的积累起到特殊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于中国的实际，确有某些重要方面之不足，它还不能解答中国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分析乃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工具。

什么是从"传统"向"经济"中最为人关注的？刘易斯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第一，关于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转移

在1954年《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模型中，结构转换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其它附加的限制条件，只是"不变工资"提高与妨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因素，注重的中心显然是发展现代部门的资本形成和供给因素。但20余年后在《再论二元经济》中，作者注重讨论了制约结构转换的、供给因素以外的、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现代问题。在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转移的问题上，作者讨论的中心是：即便有工资不变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剩余劳动力仍然可能存在的状况："根据20世纪的人口统计，问题不在于现代部门会不会萎缩，而是其发展速度能否快到可以吸收那些想离开传统行业的劳动者的地步"（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61页。）存在以下几方面制约因素：

其一，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当革命在西欧开始时，其农业人口已下降到占劳动力的50%左右。而现代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是在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70%-80%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可以预期，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是大量的，转移过程是长期的。

其二，是现代部门的规模狭小，即使增长相对较快，也会增加一部分失业人口。这种状况会因出现以下现象而加重，即：现代部门由于采用节省劳动力的装置，"其后果是减少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力盈余"。现代部门的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日益脆弱，而这类单位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部分，可以"在其发展中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正因为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条件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有重大区别，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也就发生新问题，刘易斯了这些新问题后认为，现代就业问题的解决比在100年前更困难：在现代部门吸收人口的能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人口压力却越来越大，人口从乡村迁徙出去的要求也越来越大。（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62-163页。）这实际表明，二元结构的转换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条件要比古典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转换成功的可能性也难得多。这个问题可引起人们更深的思考：在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全球现代产业和资本极大扩张、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经济的水平也可能远远高于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二元结构的转化却更为困难。这是否说明，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向现代的转化的因素可能比二元经济论的依据复杂得多，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绝不应该将二元经济论当作可以随便搬用的教条，而应领会刘易斯学说的真精神，注意根据实际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

我们应充分注意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因素的补充说明。中国当前的状况表明，不仅将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十分困难，即使就地转移至农村乡镇也有极大难度。原因是乡镇企业发展本身要受各种因素制约，难于汲尽过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据有关统计，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江苏省是我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地区，自90年代初期后，全省各种类型的乡办企业职工绝对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337.79万人下降至1996年的297.88万人，各类村办企业1996年较上年减少21.63万人（注：《江苏省乡镇工业志》（送审稿）。全国乡村劳动力1998年在农村工业部门就业人数3928.6万人，反较上年减少102.7万人，在农林牧渔业从业者为32626.4万人，较上年增加191.5万人（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而城市本身的大量人口尤其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都难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的"现代部门"也遇到重大阻碍。

第二，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制约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作者曾涉及到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克服资源约束，使经济发展不成问题。刘易斯说道：可能会出现自然资源的短缺，以致于资本家虽然按不变工资得到无限的劳动力，却不得不向地主支付日益增长的地租，这正是李嘉图所担扰的。发展肯定大大增加了城市场所的地租，但是，它对农村地租的影响则取决于农业中的技术进步。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大大低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假定，农业技术在进步，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相反，它应该增加。（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4-15页。）

但在25年后，刘易斯却对此观点作了根本性修正，承认许多家无力克服恶劣的条件是阻碍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他说：今天，关于农业生产改造的真正困难不是观念上的，而是技术上的。我们知道如何在降雨量充足或易于灌溉的热带地区提高农业产量。但在干旱地区，由于缺水无法发挥肥料和优良品种的应有作用，农业收成很低。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沙漠边缘地区，有5亿到6亿人口生活在这些干旱地区，而且其数量在迅速增加。去掉贫困的枷锁是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注：刘易斯：《再论二元》，见《二元经济论》，第156页。）

对中国而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愈益严重。中国人口远踞世界第一，但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世界的43%，土地可谓中国最珍贵和高度稀缺的资源，但面临重大危机：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84.2万公顷，经复垦后净减43.7万公顷。中等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1.3亿公顷，占草地面积的1/3，全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全国沙化土地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并持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和污染。我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大气污染，全国用污水灌溉面积已占总灌溉面积的7.3%。（注：《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农业生态恶化不断加剧》，见《经济日报》2000年6月6日。）严峻的现实表明两个，第一，缩小农业扩张工业、城市化的余地非常有限。为保障当代人和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允许将大量农田非农化。第二，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和国土资源整治，极有必要，也大有可为。如何将有限的资本与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投入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中去，应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这就必然要求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平衡、互补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在短期利益行为下以牺牲农业和耕地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

第三，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动因

刘易斯遵从古典经济学流派，经济发展的动因时注重的是供给因素，主要是资本的形成，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4%-5%到12%-15%的过程。而对于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却基本不提，这可能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阶段，市场需求是外在的、自动生成的且不断扩大的变量。在某些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需求也是不成问题的，是可以自动生成的（萨伊：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但在当代，至少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演变过程看，在现代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现代部门的需求和市因素就对其发展形成极大制约，容后文详述。

第四，对传统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刘易斯后期关于二元经济的论述中，尽管也重视传统经济，但这种重视是从它对现代部门成长的制约作用出发，传统因素本身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被忽略的。二元论在原则上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研究它如何最终被现代经济所取代。将传统经济视为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的观点恐与中国情况有很大差距。吴承明先生有专文讨论，笔者赞同。吴承明认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看成是’二律背反’，此议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注：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189-190页。吴承明的类似观点体现在多篇论文中，如《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

从上述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对二元经济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格局不同于古典国家所致。而二元经济论模型的结论即二元成功地转化为现代部门的一元，是在排除这些限定条件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而对于中国，恰恰是处于这些被排除的条件（及不被考虑的因素）下进行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化进程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二元经济论并不能作为充分有效的指导、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完整工具，必须在充分吸收它的成分后对之进行重大的修改补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资源少，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应节约资源和能源，充分利用人力。刘易斯的极大贡献在于强调指出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对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对中国是极可贵的思想资源。然而在向现代部门转化时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被汲尽的状况下，应如何对待之？在这种状况下应该如何现代化？二元经济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理论界应担负起解决问题的责任。寻求答案不应照搬某种理论或以国外经验为公理，而应首先从中国本身现实生活中，从中国现代化以来的历史中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