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二）

二、对近代变迁中传统部门与部门相互关系的实证

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的表明，如果照搬二元经济论模型的分析和结论，不完全符合中国生活实际状况。以下我们从长江三角洲经济百余年的变迁历史中，对照二元经济论，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

农业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前的很久长的历史时期中长江三角洲传统农业的基本形式，在明清时期达于最盛。其中农业的主体是粮食种植业，工副业是农民家庭手的副业，种类繁多，如棉纺织、蚕桑、织绸、手工编织、刺绣、饲养猪、禽、鱼等等。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对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尽可能节约之。精耕细作，注意维护生产活动与界的平衡，以这种资源配置原则进行生产，以求获取最大总产量。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以求获得家庭整体的最佳收益。三，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基本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四，小农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部分口粮、盐、铁制农具等，必须通过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取得，农家工副业的商品化程度较高。长江三角洲的传统农业绝非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概念，而具有顽强自给和较的商品工副业生产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总体特征，这对其在资本主义入侵后的变化特点有极其重要的。

我国数千年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小农经济特征，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土地等资源偏少、家庭组织功能的高度发达等等基本国情的反映，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生存斗争中的合理选择。（注：详见拙文：《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中国经济史》1995年第2期；《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现代化"的内在问题。

（二）鸦片战争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变迁与二元经济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并和原本极为发展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的地区，颇似典型的"二元结构"。然而，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却并不像二元经济论所论，至少可以说，以二元论分析和解释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充分的。

我们已知，二元经济论的核心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剩余劳动力可以形成现代部门的资本，并最终形成现代部门的一元经济。但近代长江三角洲经济两部门的发展变化却并未完全沿着二元经济论描述的变化轨迹前进，而是遇到了另外的问题，经济演变特征呈现出另一幅图景。

第一，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

据吴承明研究，（注：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99-200页。）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种植业者1.417亿人，剩余劳动力约4200万人。在现代部门从事生产者共524.9万人，包括工厂、矿业、运输、建筑、、商业、等等部门，其中工厂只有工人110.6万，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6%；不计金融教育宗教等部门，为431.6万人，只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0%。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部门中有大量人员来自城镇，上述人员并非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至抗战前的30年代，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最高时期，在无锡一带，据11个村的典型调查，自1929年至1936年的7年间，以总劳动力指数为100，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58.75%下降为57.36%，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28.59上升为29.55%，幅度很小，（注：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可见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速度之微。

第二，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市场和原料条件。

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部门，远非如二元经济论所述，由于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断扩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汲尽，最低工资大幅上升前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是在产生的开始期，在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距"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要求相差极远的状况下就遇到极大困难。更有甚者，一些在创办时就因资本短缺而陷入困境。对中国早期现代部门来说，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市场条件，其次是原料条件。这是决定资本能否积累以及积累力度的关键。而劳动力的廉价供给则不是困难所在。换句话说，仅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更紧要的是市场和原料条件。

市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其赢利与否亦即资本积累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产品能否按合理价格（成本加平均利润）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在类似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的市场本身就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经济原有较为发达的商品市场和商品交换，小农经济体是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固有的供给与需求总量，完全可由小农经济体的商品性生产和有限商品消费自行调节与满足，远远未进入需要由资本主义工业的大生产来满足需求的经济阶段。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本身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国入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第一问题就是产品市场和销路问题。西方列强用重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以为他们的呢绒、钢琴、刀叉等将有一个足以发财的大市场，结果彻底失望。那么，现代化大工厂建立起来后，究竟如何在中国大地上立足生根的呢？这是现代企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土壤中存活生长要解决的第一问题。

原料问题。中国近代工业的主干是轻工业，棉纺织业、缫丝业、粮食加工业为基本产业，这类轻工产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质量优劣和价格高低是影响成本核算的决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质高价廉才能占领市场。无疑，各厂家都把能否获取优质价的料作为决定企业的成败的关键。而轻工产品的原料如棉、粮、蚕丝，全为传统部门中农民家庭经营的产物。没有传统部门提供足量的优质原料，中国早期现代部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看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业。据本世纪30年代调查，江苏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和供给状况如下："长江北岸之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东台、阜宁，长江南岸之常熟、太仓、嘉定、宝山、南汇、奉贤、川沙、上海，长江口之崇明等县，棉田 8625235亩，产花衣1004835担……江北方面，南通则有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及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副厂，每年用花衣426784担。海门则有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92560担。启东则有大生第二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80900担。江南中部产棉区域，因无锡有申新第三纺织公司，豫康纺织公司、广勤纺织公司、振新纺织公司、业勤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约225000担。常州有通成纺织公司、福大纱厂、常州纺织公司、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年用花衣97000担。江阴有利用纺织公司，年用花衣35745担。常熟有裕泰纱厂，年用花衣35383担。苏州有苏纶纱厂，年用花衣50200担。以上各厂，每年用共需花衣465828担，大都由江阴、常熟、太仓、嘉定、及宝山县西境供给"。"总共计之，则上述各厂每年共需皮棉 1143572担（有误，应为1043572担）。调查估计，除上海外，江苏各厂每年实际需用棉花1194119担"。又据该调查估计，江苏、上海地区华商纱厂每年需用棉花数量为3385689担，再加上外商在沪各厂用棉，年需棉量约5940144担，而调查年份江苏全省包括松江地区皮棉总产量为1004835担。这个总产量如供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各厂使用，亦只能满足需求的84%；如考虑上海，则只能满足总需求的17%左右。（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第五编第七章。）

实际上，对近代棉纺织业来说，关键问题还不仅是数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廉价优质棉花的取得。据当时测算，每1件（包）20支棉纱所用棉花价值约占全部成本的77%，（注：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7页。）且纱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因此棉纺织工业发展和获利的重要关键是降低原料成本，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棉贵纱贱"这一致命问题的出现。但优质低价棉花的取得，必须主要依赖我国自行种植大量优质棉，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小农经济难以解决的。生产优质棉花的前提是优良品种，但在江南棉区中，质地最优的品种是通州棉（包括白通棉、青茎棉、鸡脚棉）、常阴沙棉。由于纤维短，只适于纺制20支机纱，且需与美棉混合使用，纺32支以上棉纱，则只能"多用美棉，兼用灵宝棉及埃及棉"。要改良棉种，就涉及到传统生产习惯和的改进与先进种植方法的推广，涉及到农业改良资本的大量增加和必要知识的传播，涉及到农业与工业间的相互适应和利益兼顾。

再看看缫丝工业的原料问题。这里以江苏无锡为例。无锡在1930年代前，是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缫丝工业中心，自30年代危机后取代上海为全国之首。

无锡缫制的生丝是向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法国市场出口的。产品的高质量和低价格是国际市场竞争获胜的关键，而丝质高低，价格贵贱，均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蚕茧之质量。"制造生丝所需原料茧的数量，和原茧本身的品质有密切之关系。通常把制造生丝百斤所需之干茧称称为’丝量’，如果原茧品质良好，则煮茧索绪时的损失较少，所得到的缫丝量较高，于是生产丝时所需的干茧量可以比较少，所支出的原料成本（称为茧本）亦随之减低，往往丝厂因此获利"。（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1984年。）由于原料成本占整个生丝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在20年代前期约占生丝成本的86%），故蚕茧质量可以说是决定生丝质量和（需求量一定条件下）价格贵贱的基本因素。中国生丝质量问题在国际市场上颇为突出，早在19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出口土丝"七里丝"就受到法国、美国商人的严厉批评。1872、1873年里昂丝商协会致上海商会的信函中抱怨，甚至在同一包生丝中，丝的品质都不一样。有时，季初的3号七里丝到季末已不如4号。由于中国丝质的不洁不匀，在操作上难以处理。美国政府要求生丝协会会员把中国复摇生丝伪装搀杂情况向秘书处汇报"随附牌号、标志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特征，并可把结果报告给上海商会"。（注：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页。）19世纪末，世界生丝主要市场移到美国后，由于美国丝织业动力机械化程度远较70年代的法国高，加之日丝的强力竞争，华丝的品质问题成为影响出口量的最大问题。

中国生丝质量问题，与缫制技术、蚕茧质量均有直接关系。就茧质说，在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无锡的茧质是下降的，判断的标准是前述的"丝量"与"茧本"。如果以1916年前的丝量数为100，则1924年为119，增加19%。这是茧质下降的标志。而考查茧本，以1916年前为100，则1924年为164。考查同期茧价，从1916年前的指数100上升为1924年的137，（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表明虽然茧价在上升，但茧本增加率超过价格增加率，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丝厂赢利。无锡缫丝在1910年代左右，100斤需干茧430余斤，至20年代上升为500-700斤，这正是茧质恶化的结果。

（三）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变迁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的演化发展依靠的是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即：现代部门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传统部门，从中寻求可促使自己发展的基础；传统部门同样尽可能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以此发展和壮大自身。就一些主要部门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发展虽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乃至首要原因；尤其并不是与传统农民经济特别是家庭工副业萎缩而成正比例发展。

这显然与二元经济论的主要论点相对立。二元经济论的中心认为，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必然途径是以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输入剩余劳动力这一主导因素换取后者的资本扩张、以前者在国民经济比例中的缩小而换取后者的壮大，最终结果是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实际为：

1、 部门依靠传统部门作为解决的主要途径。

首先看看现代部门是如何解决市场问题的。在现代部门的支柱产业--棉纺织中，市场是由传统部门对生产原料的需求决定的，为了保证自身市场的巩固和扩展，现代部门或主动适应，或逐步调整了经营方针，不去生产传统部门固有的生产品如日常消费品棉布，而是为传统的家庭工副业提供所需求的原材料机纱，它的产品市场不是生活消费品市场而是生产资料市场。

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工业自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至1899年，包括上海在内先后共建中外纱厂16家（包括建立后失败者）。这些纺织厂之所以称为纱厂，是因为所设织布机甚少，绝大部分只设纱机，只生产机纱。为何不生产直接消费品布匹而是织布原料机纱呢？这正是国内市场的性质决定的。原来中国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农民，作为消费者，很大部分农民自行织布解决衣被问题。由于棉花供给困难、传统习惯等等原因，尚有为数颇多的农民是购买布匹的。近代中国农民大多数生活水平贫困，大量资料表明，他们总是将用于消费的现金支出压至最低水平，能够自己织布的农家一般不会或极少购买洋布；对不织布的农民说，粗重结实的土布远较华丽轻薄的洋布受欢迎。因此机布远远不能取代原有土布市场份额，其市场是狭小的，尤其是在早期，机布的销路不好，一些纱、布兼营的纺织厂因此屡致亏损，这也正是大多数纺织工厂在建立的最初数十年中只设纱机不设织布机的原因。"着眼于’分洋人之利’的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和张之洞的湖北官布局，后来也是弃布就纱，变成华盛纱厂和裕华纱厂。"（注：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23页）。但机纱的命运迥然不同。农民织商品布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有可能农民们总是尽力扩大生产。由于机纱的出现解决了手纺纱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织布扩大生产的问题，因此极受农民欢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无锡、南通、常州、江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纱厂，无一例外都是适应当地发达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对机纱的大量需求方才获得自身的发展。其中南通大生纱厂是典型。而始于1930年代初的中国棉纺织工业长达五、六年的重大危机，一些最著名的纺织如上海申新、南通大生都损失惨重，基本原因是手工织布业在日本侵略和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严重衰退，机纱市场严重萎缩所致。（注：关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与农村织布业的关系及其市场问题的详细论证，可拙文：《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1985年第4期；《再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中国》第七辑。）

历史表明，我国现代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一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创立和发展，并不能简单地单凭吸收廉价劳动力就可成功地积累资本以获得发展。对近代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积累来说，"无限劳动力的供给"从不构成瓶颈，最大最关键的也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是产品销路问题，是市场问题。而棉纺织工业的基本市场就是传统农村家庭织布业的机纱需求市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棉纺织工业是依靠为广大的农民织布业"提供服务"来立足并获得发展的。据笔者测算，至抗日战争前的30年代时期，国内机纱的主要市场仍在农村，在全部机纱产量中，约有53%是供手工织布业的原料，作为大工业纱厂自行织布用纱不足28%，约相当于手织布的一半。其余主要为针织业和各类布厂用纱，实则布厂中亦大量使用人力织机。

再看看现代部门为解决原料问题改良传统部门的努力。与自发地、出于改进家庭纺织业迫切要求而较快形成的机纱市场相比，满足大工业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对于传统小农经济来说却绝非易事。如果说，靠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尚有可能在数量上满足某些工业部门的原料需求，那么在质量上，不经过农业改良，要小农经济的生产符合要求是办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才在原料的需求与供给关系这个层次上再一次引起现代与传统部门间的互动关系。

为获取适合工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原料，现代部门主动致力于传统部门的原料生产，改进传统生产。近代长江三角洲典型的事例是张謇领导下淮南盐垦事业和江南的农村蚕桑业改良。

淮南盐垦事业是张謇倡导和亲自参与下兴起的。1901年秋，张謇创立通海垦牧公司，以通州垦牧公司为榜样，自1915年起，在短短数年中，掀起了废灶兴垦、大办农垦公司的热潮。至1936年，在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纵长七百余里，宽横数十里不等，总面积约36700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有正式名称的垦殖企业42家，加上派生的小公司约77家。淮南盐垦是前无古人的极其艰苦的事业。垦区全系沿海荒滩，"惟仰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当涨潮时，草荡被海水全部淹没，一片汪洋。在海水未被淹没地区，土壤也含盐极重，仅能长些蒿草。每逢狂风大潮，巨浪滔天，海水远袭内陆，凡被海水淹没过的土地，三年内寸草不生。大潮更危及灶民、垦民生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又无雄厚资金和官方资助，没有远大目标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垦殖事业是不可想象的。而张謇之所以有此举，原因之一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棉花原料对棉纺工业的重要。为大生纱厂解决好原料问题是张謇发起淮南垦殖事业的基本目的。他认为，从地区建设和从大生纱厂的需要出发，必须建有自己的棉花原料基地，才能不受制于人，为工业的发展准备长久发展的条件："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辄毅然担任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注：《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从事盐垦，并非当时大生纱厂已遇到了原料困难，而是明确认识到优质价廉的原料条件对棉纺织工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当时，中国棉花因大量输出国外，价格上涨，引起了张謇的深忧，他基于工业没有丰富价廉的原料基础必难持久的农本观出发，毅然决定经营棉花垦殖，为大生纱厂的长远利益作战略准备："厂纱畅销，然棉以输出多而贵。计各国未有纺织而自营植棉者非上策，乃拟营垦牧公司。"（注：《张季子九录·专录》卷7。）

无锡近代缫丝工业与农村蚕桑改良是另一事例。由于传统的蚕桑业不能满足缫丝工业的要求，在无锡地区引发了工业资本运用自身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直接插手改良小农商品作物生产的行为，由此形成了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互动经济关系和资金技术组合。丝厂对农村蚕桑生产采用了如下一些办法，将农民生产纳入为工业服务的轨道。

第一，资助、扶持建立蚕种场以推进蚕种改良。"三五馆"蚕种场是无锡早期设立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大蚕种场。该场是在无锡最大丝厂永泰厂厂主薛寿萱建议下开办的，在资金和产品销售上都得到永泰厂的帮助。为了保持名牌"金双鹿"的质量，永泰厂不惜投入重金十余万元，自己直接建立了3家蚕种场。

苏州的"大有"蚕种场是江南又一著名蚕种场，制种量最多年份达96万张，在苏、浙、皖三省有11个分场。在江浙皖乃至全国，特别是在无锡，以改良种代替土种、推广秋蚕等等，都是有了"大有"后才全面推开的。而这样一个蚕种场是和无锡著名丝厂"乾＠①"丝厂合办的。

第二，丝厂培训蚕桑改良人员以推进农民家庭育蚕。为了取得优质蚕茧，各大丝厂不惜工本推进蚕种改良。自1929年至1937年，永泰厂先后聘请专家，培训了蚕桑、制种、制丝与蚕务3个专业的人员569人。"大有"蚕种场也举办过"乾＠①丝厂蚕业合作社技术员养成所"。

第三，通过茧行，高价收购改良茧、优质茧。丝厂对农民育茧质量施加的普遍作法是通过茧行，对所需改良茧、优质茧给予较高收购价，当时改良茧每担比土种价格高510元。

第四，丝厂组织养蚕合作社以推动农民改进蚕业。养蚕合作社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农民，进行共同催青、稚蚕共育等先进提高蚕茧的数、质量，并合作售茧。无锡各大丝厂在推动当地合作社的建立方面起了颇大作用。

除了丝厂直接从事农村蚕桑改良事业外，蚕桑、改良机构在推进传统部门的"现代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江苏省立女蚕校尤为著名，它们在吴江开弦弓乡的蚕业改进工作，已因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而闻名于世。

2、传统部门力图吸取现代因素，通过革新以维护和发展自己。

利用现代技术和产品发展自己是最普遍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广泛使用机纱织布，发展壮大了家庭手工业。自19世纪8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南通、无锡、江阴、常熟、常州等地农户开始使用机纱织布，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尽管在30年代受到重大冲击，手织业始终为江南地区最为普遍的农村工副业。农民使用机纱直接经济后果主要有二，其一，发展和扩大了家庭工业。其二，对农民家庭收入影响极大，是支撑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下仅以南通为典型。自1884年农村开始以机纱织布后，农村土布生产开始突飞猛进。土布的品种规格、产量和生产区域都大变化。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从全用土纱的"尺套"发展到"洋经本纬"的"大尺布"，比原来加宽20%，放长1倍以上。品牌规格更显有增进，"自有机纱后，小牌、群牌与提牌，改为洋经本纬，规格又提高了，加宽放长，为大尺布奠定了基础。此后自次中逐步提升，而至特大，全用机纱，乃大发展。"（注：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4页。）各类机纱土布的"发展过程，比稀布与尺套快速得多。自1884年至1931年凡47年中，均在不断改进。"（注：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4页。）在产量上，使用机纱10年后的1904年，关庄布生产达到高峰，1905年大尺布北销总数达15万件以上（每件40匹）。在1912年以后虽然未能继续增长势头，但在1920年仍157.4万件，1925年达118.4万件。土布生产发展使生产区域不断扩大。南通土布原先产区在崇明、海门一带，逐步扩至包场、六甲等地。自使用机纱后，织布区域明显扩大，向西北延伸，至久隆镇、大洪镇，再延伸至南通近郊及正场、姜灶港等地，几遍南通全境。毫无疑问，织布区域的扩大意味着家庭织布业的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而家庭织布业的发展改善了个体家庭单位的收入。据1933年的一项调查，平均每一个织布家庭出售土布的年收入达145元以上（注：蔡正雅：《手工业试查报告》，转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第761页。），这对贫苦农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而这时南通土布已处于衰落期，兴旺时期收入会更高。

南通农村家庭织布工业的发展及其对于农民经济的重要贡献说明，在接收了现代部门的原料等等先进因素后，加之其它有利条件，传统农村手工业完全可以改进和局部更新并使自己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提高了总供给，也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传统部门可以利用现代部门的先进影响发展和提高自己，完全不必以消除自己的固有经济形式和产业为条件。

在从事农副产品商品生产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则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从现代部门吸取和先进技术等等现代因素，生产适于现代部门需要的原料或初级产品，在此过程中发展自身。这里还是以无锡为分析对象。

无锡农村蚕桑生产的扩大，是小农经济主动适应上海缫丝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无锡缫丝工业在20年代中期以后迅猛发展的结果。为了弥补传统小农生产的不足，提高了蚕桑生产的质量，获取更多收益，农民接受了大工业企业、农村改良机构等等对蚕桑事业改良的推进和先进技术传播。至1930年代前，无锡蚕桑业一直呈现繁荣景象。1962年国家蚕桑调查组的报告中说："无锡蚕桑生产最兴旺的年代是1920-193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县蚕户16180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3%（又据《江苏省实业行政调查报告书》，1913年无锡养蚕户为142005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5.44%）。1929年全县共有桑田251037亩，为全县水稻面积的29.80%，平均每亩桑园产茧量70-150斤不等。1927-1930年平均年产茧量18.27万担，1927年产量最高达22万担，约为全省最高年产量65万担的33.8%"。"1929年全县茧产量19.48万担，全县茧款收入1200余万元，平均每户收入茧款折合大米900-1 050斤……1927年国外生丝价格最高达每镑5.24美元时，从事蚕桑生产的农民甚至毁粮种桑，大量养蚕"。这体现了传统部门可以在现代经济因素的刺激下积极改进和提高自身，它使小农经济在为现代部门作出原料贡献的同时使自身获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内在缺陷，并发展和壮大自己。蚕种基本良种化是突出成绩。有人估计，无锡一带改良蚕种的比例，由20年代的30%提高到30年代的90%纠纷以上。至1934年，当地土种已被淘汰。（注：王庚堂、汤可可：《无锡近代经济史》。）就江苏全省看，30年代后尽管处于蚕丝业十分不景气的环境中，但改良蚕种的生产量仍明显上升，数额巨大，从1931年度的244.6万张增加到1936年的411.2万张，6年来的总产量达1556万张。（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地区制丝业之发展》。）

随着土种、劣种被逐步淘汰，蚕种的微粒子病毒大为减少，江苏全省病毒率从1930年的6.42%下降到1935年的0.37%。（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地区制丝业之发展》。）

蚕种改良和育蚕方法的改进，对无锡等地的蚕茧总产量和单产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时人指出，"且近十年来，制种场已分布四乡，指导农民饲养之法并改良原种。故自实施以来，收益宏大，是故锡邑产茧日多，而品质亦逐年提高也。"（注：《蚕桑史料杂编》（手稿），见《近代无锡蚕桑业资料选编》第107页。）从总产量上看，据江苏农矿厅依照各地税务局所收茧税作出的，自1923年至1928年，无锡、武进、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松江、金山、丹阳等县的干茧产量，从117 506担上升至132 589担，（注：吴江县档案：8.1.2782。）单产量从以前的十足收成下，每张蚕种春季产茧20斤、秋季产茧15斤，提高到30年代中期的平均产量为春蚕茧30斤、秋蚕茧20斤。（注：沈百先：《两年来之江苏省蚕业统制述要》，《江苏建设月刊》3卷3期，1936年3月。）值得注意的是，单产成绩是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给我国生丝产业带来严重打击下取得的，十分不易。

无锡等地蚕桑业的发展，既适应了现代工业的原料需求，也对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抗战初期，日本满铁对无锡小丁巷、郑巷、杨木桥三村的典型调查显示，出售蚕茧所得占中等偏上农户现金收入的49.39%，远远超过其他收入比重；而直接用于蚕桑养殖的支出，却只占总支出的25%。此时因无锡丝厂受到日军严重破坏，农村蚕桑业已大为衰落，可见蚕桑业在无锡农家经济地位中之重要。

总之，无锡蚕桑农副业生产在一定时期中，因接受了现代部门的积极影响，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效：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和提高了农民生活；改善了现代部门的原料供给状况；同时也使农村劳动力在传统经济的繁荣中得到较好的利用。前引无锡11村调查表明，自1929年至1936年7年间，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者从65.99%降到65.91%（修正值）（注：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基本未变，这从一方面显示了农村内部传统产业对农民仍有强大的附着力。

3、与现代部门发生关系中传统部门内在性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现代部门的影响。

棉纺织业方面，农民家庭纺织业在使用机纱后，从初步逐渐深化，发生了三方面变化。

第一方面，也是最广泛的方面，是独立生产者农民通过市场购买机纱，现代工业通过市场与独立农户形成产品机纱的供需关系。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和质量，明显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

第二方面，商人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出资而是由商人运用大量资本，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要求上交产品，最后由商人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资力的小农以扩大生产。应该注意，包买商是"放纱"和"收布"集于一身的。通过放纱收布，商人资本对传统部门的重大作用是，一，大大增加和扩大了传统部门即农家纺织业的生产能量和生产范围：织户中的绝大部分是生活贫困的农民，富裕农民很少，因此缺乏购买机纱资金常常制约了农民织布简单再生产的进行，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了。"放机"则使农户无须再筹集资金购纱，从而一方面显著增加了原有农民家庭纺织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使原来因缺少资金而无法从事纺织业的农民得以事之，从而使织布业在地域和数量上都得到扩大。二，"放机"使农民无须考虑产品销路。织户若自产自销，必然会在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上遇到市场风险，贫因小农经不起价格波动、纱贵布贱带来的损失。行"放机"后，农民只须专心织布，节省物料，就可以稳获收入。这是增加和扩大农民家庭纺织业再生产能力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上述原因，尽管织"放机"比自己独立织布销售的收入低，在江阴地区要低20%左右，但广大农民还是选择织"放机"，特别对于贫苦农民这更是唯一选择。

购纱收布系于一身的包买商，担当了工业资本扩大产品销路的十分重要的途径和手段的任务，通过包买商将机纱贷放给农民织布，工业资本将自身资本的积累机能与传统部门的繁荣更有效、更稳定地联在一起。

第三方面，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家庭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工厂组成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手工织布工场或小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上好纱的经轴），工场直接发给织户，这可省去一道加工工序，直接上机织布。织户将织成之布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到现代机器染织工厂精加工后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的联系最典型。这种形式，实际上已在生产技术、生产工序、生产组织和生产资本诸方面初步形成一种现代工业与农民家庭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组合的雏形。小农传统生产已被纳入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

在现代部门谋求获得优质原料的努力中，大工业同样和传统部门通过技术、产品、资金等等方面，使传统部门发生重要变化，并使现代部门产生出与传统部门间的新型关系。（注：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可参见拙著：《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第一，大丝厂通过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蚕桑改良技术人员、控制茧行、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措施，以获取原料。这种形式的两部门间相互关系要比纺织业中的纱厂生产机纱和包买商体制要高级深化，是另一种类型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现代部门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影响传统部门：一条是现代部门动用资本资助或自己直接建立蚕种场，以有力推进传统部门的生产改良。另一条是向传统部门输送先进技术人员和先进组织形式，以图改进传统部门的的生产方式，如自己培训蚕桑技术人员并指导监督蚕农生产，出资帮助建立蚕桑合作社，使蚕农生产从传统的完全分散到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第三条是，通过注入资本控制或直接租用茧行，用控制、垄断茧价的办法强迫农民生产改良茧。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初步形成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的"统分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大工业和农副业一体化生产的雏形，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

第二，在张謇为首发起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是以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本，组成垦殖公司，用"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开发沿海滩涂，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认为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形式。淮南垦殖各主要公司，特别是与大生资本系统有密切关系的大公司，一般均采取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方式。

第一经营层次：公司经营。作为经营实体，公司负责企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决策与活动，执行家庭单位无法完成的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和生产任务。具体任务是：为全公司筹集资金；规划公司总体目标；进行公司一级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修建道路、仓库、商业设施；为完成上述任务，公司投入巨额资金，编制年度财务报告，进行预算决算。统一出售下属单位替公司生产的实物产品，等等。第二经营层次：农户经营。由佃农向公司承佃土地（一般为20-25亩），按公司的要求，以棉花为主要产品进行生产，产品按一定比例交给公司。

在这种形式中，现代部门运用大资本、先进工程和整体规划的现代优越性和传统部门农民家庭生产的劳动力密集低成本高效率的传统优越性得到较完满结合和充分发挥，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组织形式中已联为一体。各主要垦殖公司实际已属于大生资本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事组织方面，许多公司是在张氏家族亲自参与下创办的。各公司的高级职员多与张氏家族有密切关系。在经营和资金调配方面，大生系统设置专门机构以协调工业、垦殖间的资金关系。在棉花供给方面，系统各垦殖公司有义务向大生各纱厂优先供应棉花，工厂可在9个月后付款。

淮南盐垦事业不仅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传统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它使近30万缺乏土地、谋生困难的海门、启东、崇明、南通等地的农民获得了生活出路。它说明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有机结合，可以以低成本的、发挥传统优势的办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传统产业中开辟新的就业门路。（注：淮南盐垦的实证分析可参见拙文：《张謇与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第三，以农村、农业改良机构为主的各界人士（包括地方政府、士绅），以改良农业和农村为目标，通过两条途径进行。第一条途径，共同投资，成立蚕桑丝生产改良合作社，在社中建立有最先进缫丝机器的工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再到出口的农、工、贸"一条龙"产业组合。第二条途径，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造近代丝厂，使其成为专门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使得农产品经过精加工后出口的收益归于农民而不是其他部门。

综观历史可以看到，无论在织布手工业中还是在蚕桑农副业生产中，都可以吸收现代部门的先进影响发生重要变化，使自身得到改进、提高和发展。尤其发人深思的是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它表明传统部门在接受现代先进因素而发生改进的同时，本身就在以最低代价解决中国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总供给水平；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工业与农业、资本密集与劳动力密集产业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在这种发展中传统部门同时也就有效利用了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