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约束下的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法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关键词: 宏观调控法/相机抉择/时间一致性/政府信誉/信赖利益

内容提要: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相机抉择行为的法律。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以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维护政府信誉是关键，只有守信政府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才会被公众采信，进而产生政府所希望的预期，从而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反应，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法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证、约束政府信守承诺，或者在政府不得不违背承诺时要求政府承担民众的信赖利益损失，以此强化政府信誉，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 一、困惑：相机抉择，还是遵守规则 相机抉择也称为斟酌使用，指政府要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作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逆风向行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包括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两方面。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理论来源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凯恩斯认为，产出和就业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总需求的变动而引起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应该而且能够系统地控制总需求从而避免产出的连续波动。凯恩斯主义分析范式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当成功的。但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出现了它无法解释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滞胀）。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时间一致性”理论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并对之提出了批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指出，许多政策的决定受固有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约束，不能坚持时间一致性的相机抉择不能实现政府事先的承诺。一个理性且有远见的政府，为了使公民的福利最大化而对政策的时间计划作出选择，如果在晚些时候政府有机会改变政策并使目标重新最优化，政府通常都会这么做。因为以期初数据制定的作为一个最优计划组成部分的有关未来政策的决策，即使决策的同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信息，日后看来已不是最优的了。简单说来，今天为明天所选择的最优政策，到了明天却不再是最优的。例如，假设政府不希望在洪水易于泛滥的沿河地区有人建造房屋，则其最优政策是宣布违令建房者将不能获得受灾救济；然而，一旦真的发生了洪灾，政府仍愿意帮助这些受害者。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那些预期到这一情形的人们将不管政府先前宣布怎样的政策，不受阻止地在沿河地区建房，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失败。因此，如果政府无法对未来政策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那么就会面临可信度问题，公众便会认为未来的政府政策并不一定与当前公布的政策保持一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分析了一般的政策制定博弈和特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博弈，他们发现在理性预期的均衡结果中，一个事先不能作出承诺的政府——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创造的经济福利少于一个事先能作出承诺的政府所创造的经济福利。而一个事先能作出承诺的政府就是一个按规则行事的政府。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遵守制定的规则，而不能相机抉择。（注释1：参见瑞典皇家科学院关于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背景资料介绍。江晓东译《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与经济周期的驱动力——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外国经济管理》2004年第11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提出后，围绕宏观经济政策是应当相机抉择，还是遵守规则，在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且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选择：规则约束下的相机抉择 （一）宏观调控离不开相机抉择 自西方世界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一直受到批判，有人甚至指出，相机抉择的国家干预是导致萧条的原因。但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看，相机抉择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宏观调控离不开相机抉择。 首先，相机抉择的必要性来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是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以是消极的阻碍作用。国家机器是一种上层建筑，它能够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因此任何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了巩固其经济基础或者实现其统治目的，都必然会对经济基础进行反作用，干预经济是其中主要的内容。至于这种干预是延缓还是促进经济的发展，那就要看干预是不是符合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如果充分地认识并遵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家干预就可以自觉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凯恩斯基于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的客观实际，充分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虽然“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最终也走向了国家失灵，但这并不能得出否定国家干预的结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国家，都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 其次，相机抉择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式。根据漆多俊先生的总结，国家干预经济有三种基本方式：市场规制、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1]。市场规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消除市场障碍，使市场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投资经营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反经济周期，防止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反经济周期的手段必然是逆风向行事，即相机抉择：经济过热，采取紧缩政策；经济过冷，采取扩张政策。 最后，从长期而言，宏观调控仍然需要相机抉择。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是基于短期的总量波动具有重要福利后果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强调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干预政策是短期的相机抉择政策。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只是针对短期而言，没有长期的宏观调控，如樊纲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决策方式，只能是‘相机抉择’——根据短期内的特殊总供求关系决定当前所要采取的特殊政策及其力度。在经济学理论中从来没有什么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更不应有什么长期不变的宏观经济政策。”[2]但是，只注重短期的调控措施，并不能长期保证经济的稳定，有时甚至成为后期经济波动的根源。因此，宏观调控必须关注长期。关注长期的含义，是指针对短期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从长期来考量它的影响和后果，而不是说存在长期不变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是说，从长期来考量，宏观调控仍然是针对短期的相机抉择。 （二）相机抉择必须在规则约束下进行 不受规则约束的相机抉择，导致调控的任意性，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第一，遵守规则是保持时间一致性的需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表明，即便是一个理性的、一心为民众谋福利的政府，其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会导致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信誉的丧失。宏观调控的作用机理如图：

如果民众相信了政府发出的信号，就会产生政府所希望的预期，继而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反应，从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但是，当政府可以不遵守前期的承诺而根据当期的情况重新进行相机抉择时，由于存在时间的不一致，前期的承诺已经不是当期的最优，政府会根据当期的情况重新抉择，政府前期的承诺不可信。当民众意识到政府前期的承诺不可信时，就会在政府发出宏观调控信号（即宏观调控政策）之初就不相信政府发出的信号，也就不会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从而挫败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因此，政府信誉是宏观调控的核心，只有守信的政府，其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要求政府守信，首先必须建立信守承诺的规则。 信守承诺的规则是对相机抉择的约束，对于已经作出的承诺，政府不能再以相机抉择为由进行改变。但是，两者并不矛盾，不仅对于承诺以外的部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仍然需要相机抉择；而且，承诺本身也是相机抉择的结果。 第二，遵守规则是保证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科学性、民主性的需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假定政府是理性的、一心为民众谋福利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即便一心为民众谋福利，好心办坏事也是常有的事。有限理性的政府要作出尽可能科学的决策，一套优良的制度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深刻的论述，应当说是常识和公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政府宏观调控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其形成必须使各方受影响的利益集团、阶层得到机会表达利益诉求，宏观调控政策是各方利益博弈均衡的政治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则，很有可能沦为暴政、赤裸裸的利益剥夺或掠夺，成为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因此，现代各民主国家或者标榜民主的国家，无不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作出设置相应的规则。 三、启示：宏观调控法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虽然约束相机抉择的规则并不都是法律，但是，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其最主要、最核心的规则应当是法律。因此，对相机抉择的规则约束，主要是法律约束；而相机抉择是宏观调控最基本的方式，因此，对相机抉择的法律规制，也就是宏观调控法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围绕宏观调控是应当遵守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争论是一个伪命题，在规则约束下进行相机抉择已经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作法。但透视这一争论，对于澄清我们关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些模糊认识，推进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 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消除、烫平这种波动，以逆风向行事的相机抉择为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法学界通常将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也定位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终极目的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任何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规则均不能偏离这一终极目的。由于宏观调控是国家实施的资源配置方式，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历来是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这种争夺中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偏离宏观调控的目的的情况经常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我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将宏观调控的目的作为宏观调控法立法的终极目的是有必要的。 但是，从指导宏观调控法制度的建立的角度来看，只确立宏观调控法的终极目的是不够的。因为，由此导致的逻辑结论是，什么样的法律制度、规则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就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法律制度和规则作用的对象并不是国民经济本身，而是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在同样的规则和法律下，政府既可能制定出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能制定出阻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换句话说，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和规则虽然可以约束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防止其专权或滥用宏观调控权，但却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出好的宏观调控政策，因此，也就不能对法律制度和规则作出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换句话说，确立这样一个立法目的不能对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不受约束的相机抉择不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相机抉择必须在法律和规则的约束之下，宏观调控法就是保障和规制相机抉择行为的法，因此，宏观调控法最直接的立法目的，就是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或称宏观调控行为）。按照这一目的，怎样的法律制度和规则有利于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就制定怎样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综合起来说，就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两个层次：终极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直接目的是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 （二）关于宏观调控法的特点 许多学者在论述宏观调控法的特点时，强调其灵活性、多变性和弱强制性。经济学学者一般不认同宏观调控法，认为宏观调控不可能法治化，这也是经济法学者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呼吁至今未能得到立法机关重视的重要原因。个别法学学者也认为宏观调控主要靠政策。如郝铁川认为：“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所要求的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是不符合的。因此，宏观调控行为虽有一部分适宜于法律调整，但主要还是适宜于灵活的政策调整。”[3]这实际上是对宏观调控法的误读。宏观调控法具备其他法律的一般特点：稳定性和强制性。 宏观调控法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规范，一类是程序法规范，一类是基本实体法规范；还有一类是具体措施。程序法是制定具体规则和采取具体措施所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则，从而保证宏观调控相机抉择是按照民主、科学的方式产生的。基本的实体法主要是关于宏观调控权限划定的法律，避免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另外，一些被实践证明对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定型化的、稳定的制度也被纳入基本的实体法范畴。具体措施一般不是法律，它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的具体情况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但是，一些重要的相机抉择措施由拥有立法权的机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作出（如国家预算），也就具有了“准法律”（注释2：由立法机关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国家预算，其有类似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执行力。）的形式，成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下面逐一分析这三类规范。 首先，作为程序法的宏观调控法是稳定的、强制性的。宏观调控程序法是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修改、执行、反馈、监督的规则，其基本功能是保障宏观调控政策产出及运行遵循正当程序，客观上要求稳定和强制。违反程序制定的任何宏观调控规则或决议，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其次，基本实体规则也是稳定的、强制性的，且不说关于宏观调控权限划分的主体内容是宪法性规范，其稳定性、强制性不容置疑，就是如税率这样的具体规定，也是基本稳定的、强制性的。最后，以法律文件出现的相机抉择措施，在该文件的有效期内（如国家预算的有效期是一个会计年度）也同样是稳定的、强制性的，不允许任意改变。事实上，一些相机抉择措施之所以要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凸显其权威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强调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和强制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法律不稳定、不具有强制性，不仅宏观调控行为的作出不具有科学性、民主性，而且宏观调控行为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如果法律可以随意改变，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法律就可能被政府随意改变；如果法律可以不遵守，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政府就不太可能会遵守法律、履行承诺。民众预期到这些，自然也就不会信赖政府所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甚至会逆宏观调控信号而行，从而挫败政府的宏观调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