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

本文要定义国有经济控制力，分析影响它的因素，以及它与政府经济职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在给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时，政府采用何种政策组合能最有效地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因此，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 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否则国有企业将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这样，增加了资源的成本。建立国有企业导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出下降了。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