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简析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现代经济学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个层面，马克思经济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批判的前提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其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具体融合，进而决定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逐渐占据国内大学讲坛的半壁河山，并有喧宾夺主之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个事实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夹杂着各种“理论偏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真正能够着手改造这个事实。因此从问题意识和导向出发，适时提出具有与时俱进性质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纲领和范式，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十分必要。

1.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应首先体现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中。卢卡奇喜欢引用马克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观点，来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结合，并以列宁为例鼓吹它的必要性。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局面实际上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而出现了。由此，在卢卡奇这里，历史、理论与阶级意识是直接同一的，从而“理论”被赋予特殊涵义:不是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化了的阶级意识的那种认识。卢卡奇的认识存在内在的逻辑缺陷，他把实践从属于理论，实际上仅指“理性实践”，相对割裂生产实践与理性实践的内在关联，因而相应缺少对勾连两者内在联系的中间环节的研究，而后者实际上就是通过具体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完成的。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同样强调这样一句话:“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如何理解这句话的真实涵义?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哲学生产方式看作“新型的哲学实践”，并通过例举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两重观念，认为它客观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方面与辩证法的“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相适应，哲学执行和完成的是革命批判理论功能;另一方面，与辩证法的“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相适应，哲学执行和完成的则是实证批判理论功能。阿尔都塞不适当的理论高扬了哲学的革命批判性。简而言之，与前者相适应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研究层面，与后者相适应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层面，从而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不过是作为“实践的哲学”而存在，进一步，就其作为实践与哲学(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与逻辑中介而言，它在理论形态上即可以被规定为“实践的意识形态”: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相应的方法论。

3.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倾向，其实质是没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辩证关系。单纯的经济学层面不能够解决“认识的彼岸性”问题，因此，“认识的彼岸性”问题的解决毋宁是相关于共产主义秩序的理论建设过程，它显然是在不断发挥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乃至于现代经济学的特别的理论指导功能的过程中才能够得以渐进完成的。由此决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的辩证关系是:(1)两者并非不具有可融合性，而是经由经济学层面进行;(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融合，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为前提基础和条件;(3)进一步，必须实现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层面对于经济学研究层面的现代的理论指导，或者说从理论形式而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层面实质也是一个“未完成体系”，它的进路则是经由劳动价值论的不断的现实扩张和理论扩展。

4.要把西方经济学中客观存在的有益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个别方法”进行适当的理论和逻辑整合，达到能够直接为我所用的理论目的和功用。马克思没有根本抛弃“一般、特殊、个别”的一般研究，恰恰相反，而是在经济个别的“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相对抽象出经济学二重性的一般原理，用以指导经济个别的理论研究、因此，在对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进行总体理论否定的同时，应注重对经济个别进行框架性的汲取，从而建立有效的理论形态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与时俱进的内涵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在方法论方面予以整理，把哲学方法论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这就是“哲学向数学的转化”，解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内在结合问题;二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具体化，需要进一步把“数学”具体化为通俗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辩证逻辑指导实践应用的问题。两者决定应整体采取科学抽象法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工作指导。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的实质涵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有两种实质涵义:一种是马克思本人的既有的明确理论阐述;一种是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

就第一种涵义而言，如果马克思对于经济哲学层面的探索研究起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显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和止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话，那么马克思对于经济学层面的真正探索起始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完备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终成熟于《资本论》。一部完整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本人开始创建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大厦的理论历程，就是将经济哲学层面的探索研究推进到经济学层面并予以完美结合的逻辑范本，是马克思本人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本身精髓的最好阐述。这说明:(1)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层面的区分是整体嵌人方法论的体系层次性之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与精髓是为确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提供内在根据;(2马克思经济哲学层面的研究以广义体系为中心线索，并利用这一成果最后促成了《资本论》写作计划的确立;(3)马克思经济学层面的研究以狭义体系为中心线索，而以成熟体系的研究极大地揭示了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关系和理论意义。只要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相反，而是把马克思关于这一成熟体系的基本的理论构想嵌人广义过程之中来理解和掌握，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的相互放人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辩证逻辑来理解和掌握，则狭义过程不过是嵌人广义过程演化环节的一个历史段落。

就第二种涵义而言，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决定和体现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体系层次性:(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由“对象、结构和总体”的逻辑上升的环节和层次，以及对象的二重性、结构的二重性和总体的二重性所构成的具体化的概念体系;(2)马克思以劳动一般提炼对象的二重性，表明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之间具有相互放人的语境和语义功能，而对应以资本一般提炼结构的二重性，则表明劳动价值论的产业分析视角与企业分析视角本质上是内在统一和结合的;(3)马克思总和以生产一般提炼总体的二重性，表明劳动的物质规定对劳动的社会规定的上升最终相应就会在理论逻辑上生成本体论、实体论、价值论的研究路径。

基于前者的分析，可以整体描绘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为:(1)广义的方法论层次是方法的集合层面(方法论体系的规律性方面)与集合位次(方法论体系的实现形式方面)的统一，决定整体的方法论体系必然体现于方法集合的不同层次—根本层次、基本层次、具体层次的祸合或者它们的一个侧面;(2)根本层次提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史观硬核，赋予劳动价值论的“双层科学研究纲领”性质，直接决定基本层次提炼的是理论形态的经济学方法论:科学抽象法+实证分析方法，规定理论形态的经济学基本方法论体系;(3)具体层次提炼的是科学抽象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证分析方法的重建，即要求科学抽象法承担双重的理论任务:一是把生产实践通过本质一规律分析模式理论归纳为科学假设;二是把科学假设再通过假设一结论分析模式理论演绎为可检验的具体化假说体系，从而最终理论实现理性实践和生产实践的内在统一(如图)。

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广义地作为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哲学、经济学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而在马克思体系中经济学仅仅被视为理论应用和方法应用，决定其必须在经济哲学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由认识主体对行动主体的转向。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对独立地位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提出理论诉求，因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归属显然仍然是生产关系，但根本归属则应该是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的相互放人，并且，准确的说乃是唯物史观本身。

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途径

1.加强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欠缺不在于“经济哲学层面”的研究缺失，而在于缺乏适当的价值理论作为中介，使得由经济哲学至经济学的理论进路简单成为一部经济哲学外化的逻辑史，从而使经济学简单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自我演化的理性扩张工具。即在神学阶段，古典主义把价值看作自然的存在，因而自然秩序与劳动是等同的，信奉劳动价值论与“看不见的手”原理并行不悖;而在形而上学阶段，价值转而成为对绝对律令的反动和超越，因而人的视阑与效用是等同的，决定新古典主义信奉的是效用价值论，并逐步完成了由“基数效用论”至“序数效用论”的形式逻辑转化;直至在理论实证阶段，价值可以进一步被看作“非存在”，它的理论拓展方向和空间是致力于发展一个没有价值理论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意味着实证主义经济学必然要以交易费用范畴完全取代价值范畴。由此推之，所谓的“纯粹经济学”的理论提出及其构建过程，其实质乃是经济哲学逐步理论奴役经济学的过程，从而它的本质内容是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直接二合一的经济理论体系，进一步决定必须以劳动价值论对效用价值论的理论和逻辑的扬弃作为马克思经济哲学彻底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

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直接融合。应以知识和内容层面为基本依托，努力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个别方法”的直接融合。这个基本工具乃是数学方法和手段。钱颖一强力推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数学及其模型方法，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数学强调逻辑一致性而计量经济学强调现实一致性。实际上，那种以为数学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特有分析工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数学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运用数学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解决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与实际问题。围绕这一共识，比如可以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斯密定理、杨格定理、科斯定理及相关的边际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方法等重新纳人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框架，逻辑演绎复杂(性)劳动与简单(性)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全部可能的路径，奠基马克思经济学现代取向的发展。

3.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间接融合。以逻辑和方法层面为基本依托，进一步则应努力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个别方法”的逻辑整合。田国强归纳现代经济学的假设一结论分析模式为五个基本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第一、二部分涉及对不同理性经济人的界定，属于理论假设部分，第三部分涉及对不同理论模型或图式的选择运用，属于理论模型部分，第四、五部分涉及对不同理论结果的筛选和评估检验，则属于理论结论部分。这一理论概括的新颖独到之处在于:客观承认了经济环境的外生性，并把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流派或理论结果的生成正确地视为是对经济环境进行不同的主观判断和理论界定的结果，但它本身仍旧是一个逻辑体系而非历史体系，即客观确认了现代经济学的“纯粹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由此决定马克思经济学要完成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整体的理论吸纳和改造，应先由内生化经济环境人手，并经由本质一规律分析模式对假设一结论分析模式的方法打通，探索诸经济学基本方法的理论实现形式。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历史地改造“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和符号式的非人格规定，把马克思体系之内的“社会经济人”的假设思想，作为当前批判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内容本体。这同时说明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彻底改造和融合，必须经由方法论和理论批判作为前提基础和条件，马克思经济哲学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指导作用的必然中介。

四、进一步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终归要通过和以一定的教材媒介的形式进行，抓好教材的编写和课程设计工作，是发挥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重心所在和主要渠道。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可以相对分立的原理，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作为理论和方法指导的前提条件下，马克思经济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地位，从而决定指导现行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总体编写和设计的原则应该是:

1.总体定位于“中级理论经济学”的教学目标。马克思经济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硬核”，本身不具体体现于内容层面，而体现于方法层面，它内嵌于和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由此决定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理论水平不能定位过低和过于通俗、简单，我们建议适时推出具有一定数理基础、能够准确代表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论水平的一本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2.相对以“去意识形态”为具体的教学手法和手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与精髓是为确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提供内在根据，决定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应用，其是直接作为“实践的意识形态”或“行动主体”出现的，本身不直接承担宣扬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因而涉及科学抽象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证分析方法的相应的重建。

3.适度强调教材、教学的“数模化”与应用性。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本人是精通数学的，并且在这个领域有独到的发现和做出了很大贡献，表明哲学路径经由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完全可以转换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一门实证科学，由此决定适当和适度的建模分析技术以及实证工具和方法的使用，有利于深化理解政治经济学基础—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可以充分发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优势，并通过数学与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使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高度体现于经验和现实的一致性，使马克思经济理论整体具有较高的理论弹性和现实弹性，增强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必须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条件，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又必须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与时俱进为条件，所以需要在高度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指导作用的同时，把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视为当前重中之重的理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