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三个代表”作为选拔党的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

【 正 文 】

按照什么标准选拔培养干部，历来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全新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党的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培养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同时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选拔党的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

一

世界上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按照党的性质、宗旨、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等来制定标准选拔培养干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路线和历史任务会有阶段性，选拔培养干部的标准也会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发展，不断确立干部的新标准就在所难免。

把“三个代表”作为选拔党的领导干部的标准是党长期探索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观察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对党的领导和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探索，先后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四化”标准等重大战略措施，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新世纪将是既充满机遇又充满严峻挑战的时代。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霸权与反霸权，单极与多极的斗争更加尖锐，西方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矛头直接指向我国。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这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始终处于极其复杂的环境和过程之中，也使领导干部的“执政”随时可能接受各种风险考验。与此同时，党的干部队伍又开始整体进入新老交替时期，相当一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将走上党的中高级领导岗位。新的形势迫使党重新认真思考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寻找出一个能反映时代和长期执政要求，把党的先进性、领导作用与合格领导干部统一起来的总纲和准则，来指导党的建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新的探索。江泽民要求全党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的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思考研究，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是基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深刻思考，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三个代表”思想。

“三个代表”思想直接产生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的实践，是实践把它作为评价判断党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标准的。这次“三讲”教育是党中央在新时期为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抗风险能力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严格按照党中央部署有计划地进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按照什么标准，怎样去做，才算提高了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算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江泽民同志先后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三讲”教育情况，并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在全国“三讲”教育总结报告中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为我们党迎接新世纪、经受考验、赢得新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有了更加科学的内涵和明确的努力方向。党的探索和“三讲”教育的实践都证明：“三个代表”思想虽然在整体上是针对党的建设而言的，但其中也包涵着对领导干部的根本要求，它来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是实践把它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锐利武器和评价判断领导干部的根本依据与标准。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三个代表”标准，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就会大大提高战斗力，就能经得起任何风险考验。

二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看一个评价判断标准是否成立，关键是看其是否抓住了被评价判断事物的本质，是否抓住了该事物与周围事物的本质联系与区别，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品格，是否对该事物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三个代表”恰恰在这些方面抓住了选拔培养领导干部的本质特征，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评价判断标准。

（一）“三个代表”从新的高度全面揭示了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地位等具体地转化为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实际行动上，表现为通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宣传、组织、带动作用，使全党形成统一整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起到的整合、凝聚和引导作用上。因此，“三个代表”思想所揭示的党的先进性，同时就是对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根本要求。我们通常所讲的领导干部的先进性主要包括：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党性、不谋私利等等，这些正是“三个代表”所要求的。近些年来，江泽民在不同场合，从不同方面所严肃批评的一些问题，如：有的干部很少从政治上观察形势考虑问题，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有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有的不关心群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归根结底都是从根本上违背了“三个忠实代表”。江泽民深刻指出：“我感到，我们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落实这‘三个代表’”。因此，领导干部只有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才能真正成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合格领导干部。

（二）“三个代表”从新的高度深刻揭示了领导干部“执政”的根本要求。长期以来，对领导干部如何进行评价，工作实绩如何认定，一直缺乏简捷而又明确的标准。“三个代表”标准可以说是我党这方面的一大创新。“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用它去衡量评价领导干部，就会引导领导干部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对领导干部的“执政”和公务活动提出了特定要求和行为准则。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三个代表”中，“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中国最广大人民”分别表明了领导干部公务活动的三个不同领域，阐明了必须具有的先进性，是一个语言精辟、含义准确、思想深刻、严整规范的标准。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在从事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这一重要指示对领导干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全面性原则，既衡量党的方针政策成败得失，也要衡量自己的工作；既要看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要看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还要看是否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就把领导干部放在如何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如何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远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衡量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最新最高标准。

（三）“三个代表”从新的高度科学揭示了领导干部必备的“领导”素质。“三个代表”是着眼领导干部特定的“社会角色”，按照时代观决定人才观、人才观决定素质观的深刻思想来提示领导干部素质的。在21世纪担当重任实践“三个代表”的领导干部必然是：政治上坚定成熟胸襟宽广有战略思维的人才；勇于开拓创新不计个人得失敢于负责的人才；能够驾驭改革开放大局，处理和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人才；随着时代发展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我的人才；善抓机遇敢于迎接挑战，经得起任何风险考验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也必然具有：坚强的党性修养，宽广敏锐的世界眼光，把握全局的战略思维，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拒腐防变的自我意识，坚实丰富的知识根底，驾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实践能力等。这些素质是长期学习和实践锻炼的结果。广大干部应在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敢于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善于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努力在实践中增长自己的才干。

（四）“三个代表”抓住了选拔培养领导干部的核心和根本。选拔培养干部工作有多方面，其标准也可以多种多样，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只要抓住了这个，就抓住了选拔培养干部的根本。毛泽东说过：“看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看其是否真正制定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邓小平也曾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选拔培养干部的标准是直接“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为首条内容，邓小平的干部“四化”标准是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并强调“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三个代表”是以它自身来深刻阐述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把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放在“三个代表”的首位就是强调经济建设在战略全局的中心地位，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基本路线所强调的两个基本点，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保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党的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是讲物质文明建设，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协调发展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讲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全部工作的根本目的。“三个代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因此，坚持“三个代表”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代表”选拔培养党的领导干部，也就抓住了核心和关键。

三

把“三个代表”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标准，就必然涉及与干部“四化”标准的关系问题。应当说这二者之间是继承被继承、发展被发展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选拔培养干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标准，都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第一，两者都是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干部工作经验的科学结晶，但继承和发展的特点有不同。干部“四化”标准是对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工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在解放初期，他又提出了党的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管理经济的要求。应当说这些被长期革命斗争证明是正确的经验是干部“四化”标准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标准同样是对干部“四化”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这种继承发展的主要源头是来自于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选拔培养干部工作上创造性运用。因而这个标准既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评价判断标准，同时又是对领导干部工作的评价判断标准。

第二，两个标准都对党的干部工作有战略指导作用，但重点各有不同。干部“四化”标准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干部队伍长期发展战略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不能实现现代化”。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就是要在“革命化”前提下，改变干部队伍老化，“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三个代表”标准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在二十一世纪党的干部队伍如何适应党长期执政要求的发展战略问题。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特别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什么能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基本经验”，“把这些问题想好了，思路和工作方向明确了，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显然，“三个代表”标准的战略重点是放在“要努力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坚定，具有抵御各种风险能力，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优秀年轻干部”。

第三，两者都对选拔培养干部提出了规范性标准，但各有侧重。干部“四化”标准是以平列方式来阐述干部标准的，其中的每一“化”都针对干部工作和干部素质的某一方面，并以“四化”形式贯穿起来，形成统一整体。这使“四化”标准具有很强的客观针对性和直接现实性。“三个代表”标准虽然也把三个“代表”并列起来，但它的每一个“代表”并不是特指干部工作和干部素质某一方面，而是从三个方面，全面揭示“时代”和“执政”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根本要求，进而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方向和必备素质进行规范性定位。因而“三个代表”标准，是一个具有宏观性、时代性、针对性很强的标准。在政治标准上也有类似的情况。邓小平是用“革命化”三个字高度概括政治标准的内容，并把它放在“四化”的首位，来表示政治标准对其它“三化”的统帅和指导作用。而“三个代表”标准中的每一个“代表”都包含着特定的政治要求，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在三个方面都当忠实代表。“三个代表”作为统一整体，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更加突出了选拔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标准。至于领导干部的其它素质，“三个代表”是采取内涵的方式来显示，进而表明其它素质标准对政治标准的从属关系。

第四，在实践中要正确处理两个标准的关系。要充分认识“三个代表”标准和干部“四化”标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于党的干部工作的实践。两个标准都强调党的干部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都深刻揭示了干部工作和干部自身成才的根本规律；其核心都是要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手中。因此，二者在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在理论体系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判断标准上，都是以一贯之的。当然，两者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恰恰这些一致的地方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和全党同志的庄严的历史重任。江泽民同志正是站在历史的新高度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干部理论，才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标准。既然两个标准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指导意义，就应当都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和标准，运用到干部工作实践中去。必须坚决反对只重视一个标准而忽视另一个标准的倾向，既要按照干部“四化”标准长远规划干部队伍的发展战略，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紧紧围绕“时代”和“执政”要求，培养造就一支能经得起任何风险考验的，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干部队伍。在具体掌握选拔培养标准上，既要看是否是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又要看其是否真正符合“三个代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