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产生的时代背景、性质和特点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新局面；开创了新型政党关系学说；它具有西方政党制度无可比拟的优势。 关 键 词：中国特色 政党制度 创造性 价值 论文 作者简介：梁晓宇，男，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涪陵分校涪陵区区情研究室讲师，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执政党的建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开创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新局面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本是西方政治学家针对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在当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对民主本质进行深刻反思后提出的一套应对之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蕴含着深刻的协商要素。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1]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我党同党外人士合作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2]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各民主党派纷纷宣布接受新民主主义和中共的领导。民革在1949年1月发表声明“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3]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抛弃了中间路线，公开靠拢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民盟领导人章伯钧、沈钧儒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今后工作，本盟同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建设伟大事业中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应尽职责。”[4] 1949年4月初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首次联合发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声明》被民主党派人士认为“中共领导的与各民主党派统一战线正式成立”的标志。通过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当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中共领导下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5]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虽然协商民主在中国应用的领域非常广阔，如基层的民主恳谈会、政府的听证会、推选干部候选人时的民主协商等等都是协商民主的具体做法，但主要形式还是人民政协实行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协商民主。而且，所有这些协商民主的做法都不是选举（票决）民主的补充，绝大多数也不是选举（票决）民主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民主形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协商民主的主渠道，无论是在政协内部，还是在处理与党委、人大、政府的关系中，都应该奉行商量办事的原则，采取协调、协作、协商、协和、协力等融通方式来处理相互关系。”[6]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7]人民政协的主要性质和作用是以批评建设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8]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选举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以人民政协为主要载体的协商民主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要载体的选举民主有机结合，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特色。“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策方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有效的政治协商，有利于广泛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保障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9]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既克服了多元竞争的弊端，又促进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两翼。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是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明确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形式权力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的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开创了新型政党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都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成立于1925年，成立最晚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48年。各个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纲基本一致， 他们从一开始就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在成立之初就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政治基础塑造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是当时旧政治系统的反抗者、改造者，更是新的政党关系和政治系统的塑造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各政党的共同目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 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0]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究竟是一个当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西方政党制度无可比拟的优势

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从制度层面对这一问题加以系统地理论阐述。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在中国政党制度上出现了一些模糊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制、议会制，轮流执政。对此，在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就我国的多党派合作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是我国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5]邓小平还通过比较与分析，深刻揭露了西方多党制的弱点，阐明了我国多党合作的优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呢？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他们谁也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它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的，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6]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是将多党合作纳入了政治制度的范畴，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划清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区别，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冲击。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这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我国的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就在这里，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17]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国家政权建设上的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团结合作关系，从而划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深刻揭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2000年12月4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具体标准：“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会议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8]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创立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凝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它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使各种利益要求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出来，有利于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如，1998年5月上半年，四川省乐山市川盐化公司生产经营处于困境，连续四个月发不出工资，导致工人酝酿上街游行。九三学社乐山市委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果从稳定大局出发，要求社员一律不得参加游行，并劝阻其家属及亲朋好友上街，做好疏导工作。社市委还挤出部分资金帮助社员特困户解决暂时困难。这对当时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事隔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多次表扬了九三学社乐山市委，他在四川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感慨地说：“国外的反对党惟恐执政党不出问题，千方百计抓执政党的辫子，而我们的参政党如九三学社，一发现有影响社会安定的苗头就事先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地为共产党分忧，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参政党？”再如，1997年初，四川省简阳市三岔镇四耳村因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因税收问题引发了群体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引起省委、省政府乃至党中央、国务院的严重关注。事态平息后不久，九三学社简阳市基层委员会和四川省农科院支社的社员便深入四耳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村民科学种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四耳村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均收入从1998年的1020元增加到2000年的2500多元，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人心思治、思稳，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在听到这一情况汇报后，立即给九三学社四川省委打电话表示由衷的感谢。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各民主党派立即全力投入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斗争中。九三学社四川省的一名成员深入险情频发的现场勘查，提出了唐家山堰塞湖疏散处置具体方案，及时上报党中央和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得到及时采纳，使得举世瞩目的唐家山堰塞湖险情被成功排除；他还从其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的专业角度提出了北川新县城重建的场址选址方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并通过了这个方案。如今，一座崭新的北川新县城已奇迹般地屹立在世人面前。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43.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37-1438. [3] 薛启亮.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7. [4]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件（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16.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633-634. [6] 周国富.论政协文化建设[J].理论研究，2006(1). [7] 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56. [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60. [9] 叶小文.“协商民主”正开出一条新路[N].北京日报，2011-3-2. [1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1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2. [1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3.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5. [16]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