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反思

应莉雅 2006-04-26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笔者认为这种领先得益于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的多方面的突破，这些突破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探索价值。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总结这些突破，反思其意义，并试图发现当前商会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商会研究，主题突破，时间空间突破，理论突破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涉及到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的论文则直接以商会为题目①。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②。美国的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③。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博士论文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

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④。但总的说来，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只是零星的，始终未形成潮流，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直到1982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随即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⑤，此后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也许过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会被看作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和买办的组织，对商会的研究少有人问津。80年代，随着我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近代商会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90年代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会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出现近代商会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商会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商会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这些突破和进展不仅使商会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甚至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而以往有关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进展进行认真的梳理，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和利用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为探讨建立中国本位史学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具有实证意义的范例。

国内近代商会研究的学术史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商会研究的初起阶段，90年代初到迄今为止的最近十年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商会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本文将从主题、时间与空间、理论三个方面介绍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

一、商会史研究的主题突破

说到国内学界对商会研究的开端，章开沅先生功不可没。1964年春章开沅、邵循正等学者为筹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调查项目，到达天津，看到了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该项调查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章开沅和邵循正先生已经注意到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组织形式，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⑦，以后他们开始思考和倡导从社会集团的视角研究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1978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章开沅先生针对以往资产阶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倾向，强调资产阶级群体研究，认为商会、会馆、行帮、公所都应列入研究范围⑧。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独特领域就这样被开拓出来了。

由于商会研究的最初目标只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沿着这一思路，近代商会的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研究的主题就是考察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累累硕果，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主题的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表现为在内容的取材上，研究者多注意商会的革命活动，或是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政治活动，在研究的视角上，多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去解释商会的种种行为，因而给出的结论多限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有促进作用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上。革命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妥协性，这样的思维定势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因此我们看到早期商会的研究，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政洽陸的题材多于经济性的题材。徐鼎新和马敏、朱英对上海商会和苏州商会的研究都受这一主题的制约⑨。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商会研究的主题从阶级斗争、反帝斗争的主线向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在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从一味地以阶级性、革命性和民族性为评判标准，转向评判其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结构方面，从以研究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转向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并分析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世界性。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题，是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一个创新。虞和平在这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尝试，他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一次把商会研究的主题从探讨商会的革命性，转变为探讨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商会的政治表现不再是关注的唯一焦点，与早期现代化有关的商会的法律地位、商会的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虞和平认为政府与商会存在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一方面，商会既然是法人组织，其职能、作用都是法律赋予的，其行为也是由法律规范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商会总是谋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商会的行为经常超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总是想利用商会、控制商会，以便达到增加税收等一些实际目的，因此政府对商会的控制也经常超越法律的范围，这种对立导致政府对商会的超法控制，商会对政府超法的反控制。商会的种种行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⑩。

有学者注意到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冲突的利益基础，张志东提出了“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来修正虞和平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使不同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表现更易理解，在此基础上，张志东还注意到，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表现，以天津和上海商会为例，似乎地理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的远近，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某种相关，北洋时期，政治中心在北京，上海商会比天津商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天津商会则受到北洋政府的较大控制，少有作为，国民党时期则刚好相反，因此他提出了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⑾。

此后，商会与中国现代化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商会与民间对外经济交往⑿、商会与城市发展⒀、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⒁、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⒂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问题。

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二个创新，是商会与商人。商会史研究早期，研究者均把商会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角度，提出清末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的阶段。但是当研究者仔细考察商会的起源时，就会看到商会与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商人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把商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不如把商会看作是商人的组织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对商会组织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转变，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另一个突破，既然商会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扩展为商人的组织，那么商人在这个组织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商人如何利用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商会研究的主题，逐渐变为商会与商人。商会与商人是研究主题的一个全新突破，在这个新的主题下，商会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的对象由资产阶级变为商人，因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经济活动、商人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理性⒃、商会与商人的其他团体⒄、商会与商人的网络⒅等等，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一来商会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研究的内容愈加丰富和深化。

商会研究主题的第三个突破是探讨近代商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迁。以往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主题下研究的商会的政治活动，近十年来却在商人与社会政治的主题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政治变迁的角度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老问题进行了新探索，强调具体时间和空间的特异性，改变了过去以一时一地的研究进行总体论概括的倾向。如朱英分别考察了五四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和天津总商会，指出这两个商会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反映上海商会和天津商会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⒆。冯筱才试图从更深层次解释商会的政治参与，他根据以往学者笔下的商会对革命的态度的论述，建立了一个“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变化模型，来说明商会对待革命的态度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商会有时依附于革命、投身于革命，有时却又远离革命、背离革命，并把这种模型称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沟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划人变态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之后商会大多回归于本位⒇。为什么商会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反复?冯筱才又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认为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的，正常的秩序是产权不受波动的保障。他以浙江地区为考察对象，指出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而采取自救举动，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他怀疑中国近世商人是否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是否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21]。冯筱才的研究从商会扩展到商人，其视角已经发生转化，即不再把商会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看成商人的组织，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化，对商会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对商会研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会与社会经济方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姚会元对上海商会在近代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上海商会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抵制了外国银行缩短庄票流通期限的企图，向外商银行借贷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积极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办理兑付业务等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22]。赵洪宝也对同一时期天津商会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认为天津商会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诸如禁止外地铜元人津，减轻津地铜元充斥的压力，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查拿外洋商人私运铜元等，也确实起到了缓解金融危机的作用[23]。有学者把商会看作是近代市场的经济组织，探讨商会作为经济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继丁长清提出近代商会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的观点之后[24]，宋美云又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了天津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其一系列经济行为包括：制止跌价竞争行为，禁止买空卖空行为，监督并制止商人的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调节商人诉讼纠纷，平息缓解金融风潮等，说明北洋时期的天津商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中观调控中枢[25]。

①根岸佶：《支那キルドの研究》，东京斯文书院，1932年；又《上海のダ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中国のキルド》1953年；《支那商人团体制度》，《支那》11卷1号；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の士绅：商人阶级い上海独立运动》，《东洋史汇编》6期，1960年8月；《辛亥革命における上海独立い商绅层》，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构造：辛亥革命史の位置》，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曾田三郎：《商会の设立》，《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清末の商会い中国のブルツヨフツ》《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Marie-Claire Bergère：TheRole of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转引自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Burgess John S．，The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umbia Univesity Press，1928; Marion J Levy，Jr. and Shih Kuo - 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m Business Class ， New York:I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 Edward J. M. Rhoads， Mer- 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85—1911， in Mark Elvin &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hinese City Be- tween Two Worlds; Shirley S. Garrett ，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bid; Chang peng，The Dis- 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 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D. disserta- 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 Sanford， James C，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 Havard University ，1976; Coble， Parks M. ， Jr.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mment， 1927- 1937， Cambridge Mass.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⑤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⑥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有关或涉及商会史研究的评论性文章有10篇：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2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6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午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6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06，《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文史哲》1999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北十堰，2000年；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26期；胡其瑞撰《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回顾——一台海两岸之论著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北)32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这些文章有的着重于观点的介绍，有的注重方法论的批评，对商会研究的突破和进展强调不够。

⑦章开沅：《序》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⑧《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⑩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⑾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摸式与问题的再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6期。

⑿虞和平：《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06。

⒀宋美云：《20世纪初天津商会对外交往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⒁张琴：《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3月。

⒂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历史档案》1997年01月。

⒃冯筱才：《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商会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⒄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⒅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⒆朱英：《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11月；《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冲平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⒇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1]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22]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3]赵洪宝：《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月。

[24]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25]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二、商会研究的时间与空间的突破

90年代之前，商会研究的时间仅限于清末民初的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一般不超过1928年，90年代中期以后，商会研究的时间扩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1950年。如徐鼎新研究了上海商会近50年的发展历史，试图说明中国近代商会在存世的48年中兴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26]。林纯业研究了沦陷时期(1937—1945年)的天津商会，指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商会组织的直接控制，对天津青岛等华北重要商埠委派日本顾问官，而天津商会的会长及其核心决策层，也由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人物把持，他们抛弃数十年来的立会宗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背弃民族立场和广大商民的利益，沦为日本统治华北市场、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进法西斯政令和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27]。

胡光明则着力分析了新旧社会交替的震荡时期(1945—1949年)，特别是新旧两大社会势力关乎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期，天津商会与工业会的构成，政治、经济行为及社会后果，从而判定这一时期商会与工业会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从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232个重要政令法规看，95％以上的法规政令都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聚敛社会财富并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目标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商会、工业协会、工业会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采取了同国民党政权配合、屈从的态度，经过整顿和改组，清除汉奸成分的天津商会，虽然力图有所作为，但当已崛起的工业企业家群体脱离商会而自立为工业协会和工业会后，天津商会因自身经济实力薄弱，且与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天津商会的组织构成、经费支撑和社会地位与影响，已今非昔比，商会在组织上孤立无援，其行为更加听命于国民党政权。尽管为了维护商民的利益，商会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某些抗争，但也难于改变其衰亡的历史进程[28]。

任云兰则认为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促进工业化的呼声甚高，工商分流已成大势所趋，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工业界成员脱离商会，成立独立的工业团体组织。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包括：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河北平津工业协会、天津市工业会。1947年10月《工业会法》的出台，为工业团体的创建提供了法律依据，1948年，天津市工业会成立，商会因此会员减少，权力消减，会费收入面临困难，商会不得不改组，另谋出路。这些独立团体的领导层较之商会的领导层，有较多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来自南方的企业界人士，较之旧式商会有一种趋新的特征，他们能适应中国工业化趋势，将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以团体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因而比同期的天津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活力[29]。

80年代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形成了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以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研究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省市的商会也逐渐成为考察对象，如四川商会[30]、北京商会[31]、杭州商会[32]、贵阳商会[33]、无锡商会[34]。一些县级小城镇商会的研究也开始出现，顾林(Grove Linda)研究了高阳商会，其他的研究还有吴城商会[35]、汕头商会[36]等。此间海外华商商会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丁研究了泰国华商商会[37]，刘宏研究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38]，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商商会[39]。与此相适应，研究的中心地由过去的四个大城市扩散到全国内地乃至香港、新加坡等地。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商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备受各地学者关注。汤可可、蒋伟新通过考察无锡商会的成员构成，认为无锡商会中工商资本家占了相当比重，在商会中居于领导地位，他们通过商会抵制经济侵略、推广国货、组织工业产品，参加西湖博览会，维护和争取工商企业的权益，对近代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40]。

席萍安认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四川商会组织成员将资金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投资新式企业，有造纸公司、火柴公司、川瓷公司、电灯公司，罐业公司、砖瓦公司、织布公司、电镀厂、玻璃厂、机器工厂等，使得初步发展的四川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扩大，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41]。丁隆昌对武汉商会的研究说明武汉商会在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具有独到之处，设立提倡国货的专门机构——国货专门委员会[42]。

顾林对高阳商会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高阳商会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商会，但商会领导和成员致力于发展当地传统纺织业，为高阳土布争取特惠税，进行产品考评，举办商业学堂，不仅起到了行业联合会的作用，而且创立了农村工业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工业化和救国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43]。冯小红也对高阳商会与当地纺织业的互动进行了考察，成立于1906年的高阳商会，在洋布行销华北的冲击下，提倡纺织，研究改良土布，特别是在高阳土布的工艺上作了大胆的改进，引进了日产铁轮织布机，建立织布工厂，开办工艺研究所，参加展销会，使高阳织布业有一个质的飞跃，逐步把当地织布业引上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道路。高阳商会还特别注意商业人才的培养，创立商业夜校、初等商业学堂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为高阳织布业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高阳商会堪称是众多县级商会中的佼佼者，它的活动，不仅对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44]。

胡光明指出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发生

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天津商会和同业公会与外国银行团、领事团百般周旋，维护国家主权和商权，发挥了国家政权难以发挥的作用。史瀚波(美国威斯康新州立大学历史系)也考察了1916年中交银行停兑风潮平息过程，认为天津商会与临时金融维持会都是以人际信用为基础的组织，而当时天津金融市场纸币的流通是以非人际信用为基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金融风潮的平息未达到目标的根源。关文斌(美国辛辛提那大学历史系)则较全面地研究了1908年的天津洋货风潮的起因与平息过程，认为这是晚清官民合作的范例，从而可以理解晚清社会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地区的差异性[45]。

这些研究内容的突破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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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徐鼎新：《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27]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8]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9]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30]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1]刘娟：《近代北京商会》，《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32]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贵州文史丛刊》。

[33]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蒋伟新、汤可可：《推挽结构：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无锡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4]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5]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1月。

[36]黄挺：《1933至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汕头市商会》，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37]袁丁：《清政府与泰国中华总商会》，《东南亚》2000年第二期。

[38]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9]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0]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

[41]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42]丁隆昌：《提倡国货运动的武汉商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2月。

[43]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冯小红：《试论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社会科学论坛》2001．06。

[45]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三、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

近十年来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这一阶段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其中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可以说是商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创新，把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其开拓者是虞和平。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们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传统的商人组织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行会、会馆、公所都是商人自发形成的组织，亦称为商入团体，一般而言，会馆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入团体，主要是外来商人在某地经商，为联络乡谊、相互支持而设，有较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公所最初也是由会馆演变而来，是商人在经营地不分外来商人和本地商人，共同按行业重新组合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组织，又称同业公会或公所，它突出的是行业性，是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人团体，公所后来又演变为几个相关的或重要行业的行会联合体，行会则是对会馆和公所的总称。中国近代的商会与行会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有的论者认为商会是现代性的商人组织，行会是传统的商人组织，因而从本质上二者是不相容的。

朱英将会馆、公所作为“前近代社团”，将商会作为“近代社团”，以示区别这两种组织是性质不同的工商团体，只是商会在起源上与行会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46]。徐鼎新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从上海商会的历史看，上海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会所具有的职能和作用基本上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职能作用相同，把行会当作传统的商人组织过于简单化了[47]，行会具有某些近代性，可以被商会包容。虞和平则认为商会与行会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商会的功能集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行会的功能还有乡亲联谊和福利，商会与行会的结合是以二者具有同质性为基础的，行会具有潜在的适应性[48]，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基本功能上具有相同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49]。范金民进一步指出商会不仅不能取代行会，而且商会的许多职能是通过行会来实现的，行会与商会的关系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50]。吴慧也认为，商会的成员基础就是公所[51]。黄福才、李永乐则从另一方面指出商会与行会的相同点，即都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也是它们共存的基础[52]。总之，现代化理论不仅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者思路，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转变，而且为研究者借鉴其他西方理论提供了范例。

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首先是朱英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他运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以近代商会为切人口，研究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private society)的成长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并出版了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朱英的研究是以掌握卷帙浩繁的商会档案为基础的，他首先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解释，难以直接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他首先概括和抽象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把市民社会定义为“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独立自主权和民主契约规则的民间社会组织”。然后考察商会的各种活动是否表明商会具有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商会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司法。商会的经济活动，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创办报刊、维持市面；政治活动，包括抵制洋货与维护利权、参加立宪与辛亥革命运动、调和各派党争等；司法活动，包括受理商事诉讼，拟定商法等，对这些活动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活动都具有独立性，这充分显现出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社团所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朱英的结论是：商会的诞生和发展证实了清末民初的中国不仅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而且还有所扩充，商会不仅在组织结构等体制性方面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公共领域，而且从商会活动方面阐明了它作为商办民间社团，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时期发挥了国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53]，认为近代中国商会诞生后，其活动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商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初步形成的标志[54]。

此后商人与国家、商人与政府、商人与社会等与市民社会有关的问题，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商人社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如黄汉民考察了上海机器国货工厂联合会[55]，胡光明考察了天津工业会[56]，任云兰对1946—1950年的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进行了研究[57]。王笛的研究似乎可以为朱英的研究提供佐证，他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商会及其他公共组织进行考察，认为二十世纪初，成都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国家同地方士绅的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从商会的建立以及城仓的出现均可明显看出[58]。而张志东的研究则似乎提出了一个反证，他通过对天津商民协会个案的研究，认为天津商民协会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之间发挥了更好的桥梁作用。他指出，商民协会是兼具工商业社团和国民党外围党务助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集中反映了国民党欲在训政时期建立高度组织化、理想化的国家社团主义社会，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追求。但国民党最终选择了改组商会、撤并商协。改组后的商会无法发挥替代商民协会的作用，城市基层居民失去了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因而限制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59]。

尽管对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也有学者对源自西方情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可以被用来研究中国情景的市民社会表示质疑[60]，但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现有的商会档案为从中国情景出发研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近代中国商会一经诞生，便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期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会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但由于数量巨大且很零散，估计已被利用这不过20％—30％而已”[61]。而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又为商会研究拓宽了思路，二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商会研究人手，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有可能对现实与未来提供某些借鉴。

西方经济学被引入商会研究也是一种积极的理论突破。丁长清应用市场理论，从市场调控体系的角度，提出商会等工商社团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62]。宋美云也从市场中介组织的角度考察了1912—1927年的天津商会，认为天津商会在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63]。

21世纪初，制度经济学方兴未艾，引发了学者对商会与经济制度关系的思考。赵洪宝指出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有多方面影响，表现为：各地商会查商情、编商事习惯、为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提供信息参考；商会创立的学校、报纸，是政府工商政策宣传的一个重要园地；商会提出的工商政策、工商法规议案，对政府制订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商会是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政府工商政策实施情况的直接监督者[64]。如果说赵洪宝的研究还具有现象性的描述特征，张东刚的研究则具有本源性探索的特点，张东刚认为中国近代商会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和冲击下，移植国外商会制度而产生的，商会的性质就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组织，商会中的近代工商实业家是制度创新的最初需求主体，同时商会又在移植和创建新制度上是供给的主体，指出商会作为经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主体，它既急需经济法规的保护，又参与了经济立法，在商会的参与下，《商会法》经过1914年、1915年和1929年的修订，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商人的要求[65]。严建苗、刘伟峰认为近代商会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商会的存在降低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提供关于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66]。冯筱才用产权经济学方法研究江浙地区商人，对商会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他认为商人对产权的关心是商人最根本的经济理性，商人的参与或远离社会政治的动机，都与商人产权的波动有关[67]。

滨下武志的网络理论传人我国后，网络理论和方法被用来研究商人网络，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个理论突破。胡光明、徐鼎新都尝试用网络理论研究近代商会[68]，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个案[69]，研究了国内商会的网络体系。认为天津商会组织系统网络是由两个组织网络构成的，一是同业公会，称之为垂直组织网络，二是其他社会组织网络，称之为附属组织网络。天津商会的组织网络发挥的作用是：维护公平竞争，调节商人诉讼，缓解金融纠纷，影响政府决策。商会组织网络机制的构建无疑是商会组织间联络最行之有效的形式，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互动联系为商会的发展创造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也为天津的商业贸易经济，乃至北方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成效。这是任何单独的组织或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天津商会通过这一网络机制与全国各地商会发生了互动，它们之间通过通讯、会谈、互访、出版报刊等方式，相互通报组织状况，互通商情信息，联合抵制关税，缓解金融危机，运筹粮食调配，维护商人权利，建立了天津商会与北方区域内商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突破地域环境的限制，建立与北京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系，推动区域市场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文化交汇，加强商人的共识。

在这方面海外学者从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商商会的成果尤其引人注意，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侨华商商会与中华华商总会的网络联系，他首先考察了国内商会网络向海外的推广和延伸，1915年正式注册的海外中华总商会有58所，这些商会大多建立在华商聚居的海外商埠，而这些商埠都和国内沿海各港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贸关系，是华商经济交易圈当中的主要联系点，因而形成了一个海外华商的商会网络，海外中华总商会在组织上被看作是国内商会的外延部分，在一些有关商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与国内商会相同的发言权。海外商会与国内商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神户的中华总商会是由在神户的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的中华会馆演变而来，1909年5月正式成立。在日本的四个中华总商会中，神户华商总会的活动是最突出的，在建立与环太平洋地区各个华埠中华总商会、以及国内商会总商会的对等联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70]。刘宏也考察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国内的商务往来，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网络的建立在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中的作用，指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具有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广泛的外部联系，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在华人转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使海外华商网络在20世纪逐渐走向成熟和制度化，并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刘宏的研究试图证明的是，海外华人的商会一经融人华商网络之中，并成为华商网络制度化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对商入网络的研究忽视制度化的商人网络的空白[71]。当然商会网络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商会组织的内部与外部网络运作等问题，商会中领袖人物的个体研究，各地商会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地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权势、个性、人际关系网络对商会有何影响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至今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商会研究多方面的突破都具有创新意义，而在主题和理论上的突破对近代史研究更具有启发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突破性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有些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目前还相当欠缺。如区域经济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是当今史学界的热点，但在商会研究中，尚未见到有人尝试用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商会，如各地商会地域性特征、商会与区域内资源结构和特点的关系，商会在区域内和区域外各地区资源互补和协调中的作用如何，商会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各地商会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还有，系统论中的结构与功能理论在90年代初即被马敏、朱英用来研究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但时至今日。学界对商会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功能的研究仍显不足。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商会的，还不多见。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的开拓者是虞和平，但现代化理论后来被边缘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代替，这些理论是否可以用来研究近代商会?这些都是有待开拓的领域。

[46]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7]徐鼎新：《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第135页。

[48]虞和平：《西方影响与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近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9]虞和平、王天根：《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

[5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

[51]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52]黄福才、李永乐：《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3]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4]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一评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55]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6]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天津商会与工业会》，《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57]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极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58]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