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大要素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系统中，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教育主体的人格素养，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艺术构成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三大基本要素。强化和整合这三种基本因素的作用力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关键。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教育主体／教育方法

一、真理的要素：教育内容的真理性

真理的力量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而言，是指教育者用以宣传和教育学生的东西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样的内容具有科学的真理性，能产生征服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真理的内容具有科学性、正确性。它真实客观，符合实际，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令人心悦诚服；二是真理的形式具有理论性，逻辑性。它系统完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形成“逻辑上自圆”的严密体系，使人难以辩驳。

真理的力量从根本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人、说服人的工作。说服人就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理”要“服人”首先就要有理、在理、合理，正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让人信服的效果，最根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宣讲的“理”是科学的正确的道理，是客观真理。这样的理才有可信性，才能征服人心，“走遍天下”。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邓小平曾满怀信心地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打不倒，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科学性、真理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威信就高，效果就好；什么时候背离了科学性、真理性的轨道，思想政治工作威信就会降低，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负效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曾经一个时期，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只讲精神境界不讲物质利益，只讲先进性不讲广泛性……。诸如此类不科学，不正确的宣传教育，被群众斥之为“假”、“大”、“空”。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好的效果，反而歪曲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形象，败坏了它的声誉，极大地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直至今日，一提起思想政治教育，很多人就把它与“假大空”，“说教”，“耍嘴皮子”等等令人生厌的形象联系起来，并由此生发出对思想政治工作淡漠、怀疑、反感、厌恶、逆反等不良心态，成为我们今天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主要障碍之一。

因此，我们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首先就要正本清源，大力强化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

第一，要力求真实客观，符合实际。科学的要诀在于求真求实，真实是科学的本质。思想政治工作所宣讲的东西，要尽量做到客观、真实、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力戒形式主义，切忌“假”、“大”、“空”。惟有真实才可信，惟有可信才有说服力。“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第二，要力求实事求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真理的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它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成果。思想政治教育是用真理“掌握群众”的工作。只有正确的、科学的理性认识成果，才能真正“掌握群众”，指导实践，“变成物质力量”，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第三，要力求系统化，理论化。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要宣讲正确的观点主张，但如果只是把它们孤立零散的罗列或杂乱无章的堆积，或者是简单武断的结论，空洞抽象的口号，这样的教育是不会有什么说服力的。真理不仅要有科学的思想内涵，还要靠正确的思维形式来组织和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仅要观点正确还要有理论分析。只有经过严密的推理充分的论证，形成逻辑上“自圆”的完备体系，才会有说服力。毛泽东在谈到用政策动员群众的时候曾经指出，“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邓小平在谈到改善社会风气的教育时强调，“对部分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对当前影响人们思想认识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明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就不能做到充分透彻的说理，也就无法让人信服。

我们在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人的头脑的过程中，往往碰到诸如：邓小平有没有理论?“三个代表”是不是科学的体系之类的疑问。这里，人们显然不是或主要不是怀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性，而是对它们的理论形态产生了困惑，以至影响到理论武装的效果。因此我们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必须加强理论建设，从各个领域进一步阐明邓小平理论尤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使之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增强科学理论的威力。

二、人格的要素：教育主体的合法性

人格的力量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言。在广义上它泛指教育者通过其言谈举止、行为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一切优良人格因素的总和；狭义上，它指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带头实践自己所倡导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学生”。无论广义还是狭义，教育者的人格“都是指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通过优良的行为表现优良的人格。其核心就是教育者“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的品质。

教育者的人格表现对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做好，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表现。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为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根本保证。这些论述不仅适用于党员干部，也同样完全适用于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具体来说，人格的力量是通过作用于教育者自身，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而实现其“根本保证”作用的。

第一， 确认“主体资格”。这种主体资格不是指教育者代表官方意志或由官方获得的某种权威身份，如领导干部，教师等外在资格；而是指教育者“凭什么”，“有什么权利(资格)”来教育别人。显然，这是一种内在的资格，实际的资格。它取决于什么呢?只能是取决于客体的认可，即教育对象是否从内心里认同你的这种“主体”身份，承认你这种“特权”，愿意接受你的教育。(在这一意义上，主体资格也可称之为主体的合法性)。那么，对象又是依据什么来作出判断呢?教育者的人格。教育者的人格形象愈是优良高尚，则其主体资格愈能得到教育对象的认同，进而产生从“信其师”到“信其道”的良好效果。反之，如果教育者人格不过硬甚至人格低下，教育对象就会怀疑甚至否定其主体资格，不愿意甚至完全拒绝接受教育者的教育。教育者也就在事实上丧失了主体资格，教育目的和效果就会落空；弄得不好，还会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负效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极为重视教育者的人格素养。毛泽东指出：“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邓小平强调，愈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就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说，“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

第二，论证教育内容。这种论证当然不是理论论证，逻辑论证。它不是靠教育者的言论来抽象地“证明真理”(即言教)，而是教育者以其优良的人格形象作为直观的“教材”，作为活生生的“案例”来生动地“显示真理”(即身教)。在言教中，教育者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在身教中，教育者直接就作为“真理的化身”，使真理“不证自明”，因而比言教更有说服力。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身教体现的是高尚的人格，因而比言教来得具体，生动形象，甚至身教是对言教最生动最逼真最权威的解释，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是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行动是最好的语言”。这是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和接受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直接影响教育对象。教育者优良高尚的人格对教育对象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自然影响力，直接影响教育对象。“这种自然影响力是由示范力、凝聚力和投射力所组成的”。示范力是指教育者为群众做榜样，做表率，以行载理，以身为范，从而引起群众的效仿；凝聚力是指教育者的优良人格散发出真善美的魅力，像一个磁场把群众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团结在一起干共同的事业；投射力是指群众把教育者的模范行为和人格榜样同他所代表的党和政府相联系，通过他的言行表现来评价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格的力量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表现得最明显。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会那么大?强化人格力量，增强教育效果，概括地说，就是要求教育者努力做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德和才是人格的两大基本要素。德是指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修养等人格因素；才是指教育者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等人格因素。 二者都会影响教育者的人格形象，进而影响其教育效果。宋代司马光讲，德胜才者为君子，才胜德者为小人；德才兼失是愚者，德才兼备是圣人。教育者要力求成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君子、圣人，努力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提高教育效果。结合现实来具体分析，我认为当前应该着重培养、塑造以下几方面的人格特质：(1)“信”。即教育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这种“信”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信”，是真信、全信、深信、坚定不移的信。而不是半信半疑，似信非信，更不是迷信、假信。否则，宣传起马克思主义来，就难免“理不直、气不壮”，说不清，道不明，“以已之昏昏”，而“使人之昭昭”。收不到好的效果。(2)“诚”。即教育者要做到真诚，诚实，像陶行知先生说的做一个“真人”，也就是要有和谐统一的人格。其具体要求就是讲真话，说实话，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人前人后一个样。如果假话连篇，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搞双重乃至多重人格，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3)“范”。即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重范，带头实践自己所倡导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做群众的榜样和表率。如果教育者在其品德和现实表现上不能走在群众的前面甚至落后于群众，他就有丧失主体资格的危险，其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零效果，负效果。(4)“爱”。即教育者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崇高事业；关爱自己的教育对象。不爱祖国和人民，不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关心自己的教育对象，要想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想象的。(5)“才”。即教育者要有丰富的知识，渊博的学识和较强的业务能力。教育者的才能尤其专业水准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一般而言，在品德高尚的前提下，才越高，则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越好；反之，效果越差，二者呈正相关性。以上是教育者人格系统中对教育效果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其中，“信”是根本，“诚”和“范”是关键，“爱”是基础，“才”是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努力加强这些方面的修养，并把它们融合统一于自己的人格结构之中，这样才能增强人格魅力，提高教育效果。

三、艺术的要素：教育方法的艺术性

艺术的力量针对教育方法而言。现代意义的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为达到预期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作为主客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中介，方法的含义非常广泛，它包括人们为实现目标，传载内容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工具、途径、方式、技术、范式等等。所谓方法的艺术性，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蕴含高超的处理智慧和精深的操作技巧，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增强教育的艺术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如吸引力、感召力、渗透力等，提高教育的效果。

强化方法的艺术性，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实效性反映的是目的实现的程度，而方法正是为目的服务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方法的艺术性强调的正是方法对于目的可用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的艺术性越强，则目的就愈能得到实现，实效性愈大；反之，方法越是则少艺术性，则目的就越难以实现或实现得不好，实效性就越小、甚至没有实效。正因为方法艺术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紧密结合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发展，努力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手段或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过去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办法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适应新情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要力求做到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切忌简单生硬。思想工作必须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方法和方法艺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至少表现在：第一，它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桥梁。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仅要提出任务，还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一比喻实际上同时也凸显了方法艺术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找到船，但是不会划船或不善于划船，同样也过不了河或者不能很快地顺利地过河。这里，会不会划船，善不善于划船的问题实质上属于技术层面的方法问题，也是更能体现艺术性的层面。第二，它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有效，要看目的是否实现，任务是否完成。而方法正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完成任务的工具。因此，方法是否有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至关重要。第三，它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纽带。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运行和发展取决于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的实现正是以一定的方式方法为纽带的。第四，它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条件。方法是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其本质在于实用性，有效性。科学正确的方法，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取得预期效果。

那么，我们应该强化哪些方法的艺术性，又如何来强化呢?显然，全面论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艺术是不现实的，至少在这篇文章里办不到。这里笔者选择情感艺术作为代表来加以探讨，是因为第一，情感是一类非常特殊而又重要的方法，几乎每一类型，每一层次的方法都离不开对它的运用，它是方法中的方法，第二，它是方法体系中最精巧，最能体现艺术性的方法；第三，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最直接也最明显。

情感(广义)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可细分为情绪，情感(狭义)和情操。人不仅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凡人皆有“情”。思想政治工作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是人与人的双边交流，双向互动。因此不能不高度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不能不讲情感艺术。强调情感艺术就是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使之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育人的目的，发挥最佳的育人效果。而所谓管理，具体来说包括对情绪情感的觉察，识别，认知，表达，调节，控制和运用等等。通过这种管理收到以情动情，以情感人，以情育情和以情化人的育人功效。

情感作为“智慧的高级组织者”，它在思想政治教育和个体思想品德形成过程中始终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它既是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包括情感的发展)又是手段；既是源泉和前提，又是桥梁和中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亚里士多德曾说，“说服是通过使听众动感情而产生效果的。因为我们是在痛苦或欢乐，爱或恨的波动中作出不同决定的。”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一位教育家这样说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恰到好处的真情流露那样导致崇高，那样引起共鸣”。关于情感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王敏博士是这样分析的：首先，接受信息的心理通道要靠情感来打通；其次，人的接受行为的发生受情感的引发和调节。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华琪分析了情感教育的特殊效应：调节效应，传染效应，感化效应，渗透效应，动力效应，强化效应。而最有说服力的应届美国心理学家哈特曼的实证研究。首先，要心中有“情”。一是对教育内容的‘情’，即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热爱自己所宣传、倡导的一切真善美；二是对本职工作的情，即热爱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崇高的事业；三是对工作对象的情，即热爱人民群众，并使之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对象上，切实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这样一些“情”会对教育对象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实效性。其次，要善于用“情”。即要有高情商。情商(EQ，即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译为情感(情绪)智力或智慧商数，简称情商)概念所标志的是一个人对情绪情感的管理能力，主要包括洞察力即觉察了解、识别自己和他人情绪情感的能力；表达力即通过表情、语言、动作、声音等恰当地表达情绪情感的能力；调控力，即对自我情绪情感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的能力；运用力即运用情感智慧影响自己和他人情感关系的能力。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情感互动过程的主导，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具备高情商，才能有效引导双方的情感关系朝着有利于教育效果的方向发展。二者的关系是。前者侧重于情感的性质、方向和实质内容，更多地属于品德、人格的范畴。把它放在方法艺术之下，是强调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强化，自觉地依靠并运用它来增强教育的效果。后者偏重于情感的运动过程和形式方面，强调情感的实际应用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既要心中有情又要善于用情，才能更好地发挥情感艺术的作用，提高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