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之初探

内容摘要：我国师范音乐教育早期的发展，几件标志性事件奠定了我国师范音乐教育的基础。而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又有两种新的教育潮流深刻影响了它。这两种教育新潮是：学堂乐歌与音乐新知识。本文即从此考察我国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发展，以展示其基本状况。 关 键 词：师范 音乐教育 新潮 众所周知，我国师范音乐教育早期的发展，有几件标志性事件：1897年盛宣怀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拉开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序幕，音乐教育亦迎来一次发展机会①；1904年两级《师范学堂章程》出台②，标志着师范教育正式纳入制度化轨道；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师范音乐教育身份合法化；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从制度、实施、师资到教材、设备全面变革，由此奠定了我国师范音乐教育的基础。而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又有两种新的教育潮流深刻影响了它。这两种教育新潮是：学堂乐歌与音乐新知识。本文即从此考察我国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以展示其基本状况。 一、学堂乐歌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有一个现象，即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学校学堂乐歌相伴发展。这种现象反映了二者存在某些一致性：如起步与发展的同步性、教学内容的相关性和相互促进与制约的互补性等。分析上述关系，可以加深对师范音乐教育的认识与理解。 从起步上看，学校“教歌乐”与“设师范”相互关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提倡新学。他在呼吁“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学堂设“歌乐”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③，即师资培养问题。而后，清政府颁布学校法令，兴办学堂与开设师范亦联系在一起。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1］同样，《钦定中学堂章程》亦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得以造成小学教习之才。”［2］ 1904年的“癸卯学制”有17个系统文件，其中的《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同样是与《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并制定并颁布的。其共同特点是，二者皆无“音乐”一科。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音乐被正式列入课程。从两部文件看，师范学校和普通学堂的音乐教育也是同步的，只不过前者定为正式课程，后者则为“随意科”而已。从教育规律讲，教师教育超前于普通教育，是好理解的。到民国初期，《师范学校规程》与《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也同在1912年出台，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音乐教育也是被一并考虑的。 新学的创办，一切皆新，师资更是当务之急。所以，《奏定学务纲要》要求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3］出于当时师资缺乏的考虑，该《纲要》进一步指出：“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学堂之师范生。”［4］可见，各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原因明确，培养的目标清楚，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当然是中小学教员了。 既然师范教育服务于中小学，那么当学校音乐教育的主体是“乐歌”课时，师范学堂教习“乐歌”也是必然的了。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立学总义”中培养目标是，“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学科要旨”中乐歌要旨是，“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有裨风教者。”而《女子小学堂章程》之“学科要旨”亦是，“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在这里，二者音乐教育的“学科旨要”如出一辙，都是“择其有裨风教者”，“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虽然师范音乐教育没有明确提“乐歌”，但就当时情况看，也就是“乐歌”了（师范教学内容当然会更宽泛些）。十分清楚，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联，更多是因教学内容的相关所致，这是二者相互促进和制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1907年乐歌正式进入课堂后，有些乐歌教材为师范和中小学所共用。叶中冷《女子新唱歌·三集》（1907年出版）即“浅者适于幼稚、小学，深者适于师范、中学”，蒋维乔《新撰唱歌集·初编》（1909年出版）亦是“凡小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皆适用焉”。可见，普通音乐教育“乐歌”课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即决定了师范音乐教学的内容。 二、西方音乐理论的输入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学校音乐教育必然涉及其音乐的理论基础。近代，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涉及选择系统的音乐知识。我们知道，清初康熙时期，葡萄牙人徐日升用汉文写就《律吕纂要》，系统介绍西方乐理，康熙钦定《律吕正义·续编》亦有西方乐理介绍，但这些西方乐理并没有对中国音乐产生实质性影响。西方音乐理论真正为国人所广泛认识和接纳，还是在清末，还是与新式学堂的乐歌活动有关。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知识和学术已陆续输入我国，但西方音乐知识的普及性输入则要后推到20世纪初。出于对西方学术了解的增加，当时不少国人对自己的音乐传统深感失望，对其当代意义失去信心，甚至还加以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