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与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的作用

摘要 中国现代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是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的，这种复杂性贯穿了两者产生与发展，所以，单从本土化的视角是无法全面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本文尝试将现代文学观念对于两者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带入两者的关系之中，以明晰两者间的纠葛。 关键词 现代文学 现代汉语 文学观念

1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 1.1 裂变而生的现代汉语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语言载体的现代汉语，并非是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传承演变下来的语言，而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人为改造和变革所形成的语言。这就造成了现代汉语的二元性。一方面，现代汉语作为古汉语的衍生语言，在语言元素、语法结构以及文化背景上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并与西方的拼音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诞生是以推翻古汉语体系为目的的，特别是要推翻古汉语的核心文言文。所以，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等，都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的拼音语言。这两点使得现代汉语带有古典传承和全盘西化这两个极端的特点。 1.2 在文学探索中诞生的现代汉语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这次语言变革是以人为的文学革命为先导的，它担任着创造文学与创造语言的双重任务。因此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在创生时是具有同一性的，是相伴而生的，我们无法确切指出哪一个最先诞生而创造了另外一个，因为它并非是自然流变的过程，而是有目的的同步过程。 另外，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依然处于他的早年时期，与其他国家的现代语言相比，例如现代英语和现代日语，都大概晚了100年。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已经基本定型的现代汉语语言形式，给文学创造规定了边界；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的不断创新和实践，也在把新的元素加入到现代汉语的规则当中。从这个角度讲，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关系，而是在发源上两者相伴相生，在后来的发展中，两者又互相促进和影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的关系。 1.3 西方文学观对现汉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的西化部分，除有意识的改变传统文言中的语序和句子结构之外，其它更深层次的改变都来自现代文学西化的影响。由于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从未重视的西方文学创作手法，如写实主义、个性主义和具有现代色彩的唯美主义等等，使现代文学在内核上与中国古代文言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从而因为关注了真实生活和人的个体，在表现形式上，即语言的修辞和结构上都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具体映射到现代汉语上，使其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性质。 首先，现代汉语作为古汉语的传承语言，具有东方语言和象形文字语言的文化内核，和产生于西方文化中的文学观产生兼容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现代汉语部分的西化，毕竟又给予了西方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落实以一定空间；最后，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现代汉语是一种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语言，西方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不断加入和落实，也为现代汉语不断提供者新的表达方式，发掘它在叙事、描写、表现自我等方面可以发挥的潜力，不断拓展着现代汉语的边界。 以上的特点给我们所进行的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提示：首先，我们要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到现代汉语作为现代文学的载体，给现代文学提供了边界；其次，我们也要看到现代汉语的产生是来源于文学的特殊性，关注文学观念和创作批评事件给现代汉语（下转第209页）（上接第189页）的发展造成的影响；第三，在讨论两者的文化身份时，一定要注意其裂变产生的二元性和由此带来的兼容与矛盾的相互冲突。 2 以文救世——为创造语言而创造文学 以文救世，也就是一文学为启蒙手段和先导，进行社会变革的文学观，是中国近代文学变革中占最中心地位的大文学观。从宏观上来讲，中国的现代性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被迫产生的，是以救亡图存为指向有目的的进行的。而具体到文学方面，也正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这种现代性焦虑，孕育了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裘廷梁提出的白话是惟新之本的理论，蔡元培以注音字母救国的思想，还有梁启超所倡导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都体现了相同的逻辑，那就是，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先要救其思想、救其思想必先要救其文学。 在这场变革中产生的许多现代文学观，如文学的平民化与大众化、文学要再现客观世界、要通过文学人物展示人性的复杂和美好以及文学目的是要张扬作者自己的个性等等观点也都是在这一大文学观的影响下，选择性地从西方引进的。 当文学与语言的变革自然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导而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时，我们就看到了在白话文兴起初期，为了与文言文全面对立，反对文言相对于白话、书面相对于口语的高位，在语言领域强调开启民智，创造普通民众能理解的语言文字，强调语言的生活交际效果；相应的，在文学领域，创作者开始将“贩夫走卒”而非士大夫阶层作为自己的假想受众，从而使得在文学格局中，小说代替诗歌散文成为了文学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文体。这种语言与文字同时进行的“自降身份”的变革，是在以文救世这个大文学观的指导下发生的，它使得两者的变革不步调一致、相辅相成，甚至有时能够融为一体。 3 美学之争——文学本体的觉醒 但是，被早期革命者忽视的一点是，语言与文学在这一语境下过多地充当了工具性的角色，它们本身的文化传承性和美学作用几乎被降到了最低。 前面我们提到，中国的语言与文学在向现代化变革的时候，主要的努力和重心都放在了使之平民化、大众化和写实化上。五四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改革的一个标志性时期，其文学价值观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以胡适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时，发现了其写实精神的缺失，他们认为这种缺失是由其所使用的语言——文言文缺乏精确的表达形式与非线性逻辑的内核所导致的。基于此，他们把文学的改良转化为了语言改良的命题，从而是在新文学的创作中，探索和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任务。 但是，文学的本质毕竟不是工具，它有其自身独特的传承性追求和审美追求。新文学运动中的“真”有两重含义：一是再现意义上的“真”，也就是我们论述过的写实性；二是表现意义上的“真”，要求作家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心灵和个性。这两个意义上的“真”同时与古代文学的“伪”相对立，他们要求在文学作品中的共同实现。所以，当前一个命题导致了文学的工具性时，后一个命题必然要求文学回归其本体。 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先导者之一，胡适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了两种要求一度矛盾的状态。他一方面认为新的语言和文学要完全与旧的形式与精神相对立，这种简单的对立思想让他提出过很多作诗当如作文一类的有悖于文学审美的命题，这直接导致了他本身以及受他影响的最初一批新文学创作者修辞上的粗糙，这也是他的新诗集《尝试集》为鲁迅所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着文学自身的价值。 在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已经从西方文学中发现了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现代散文体与日记体，并尝试着将之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活动之中。而五四之后，以闻一多为代表，新月派诗人意图将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加入到新格律诗当中，而朱自清等散文家则对新文学的语言形式表现出了关注，在这些努力的影响下，有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发掘其中有益于新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努力最终使新文学的审美体系得到了完善。现代文学终于开始脱离于现代汉语而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