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提要：翻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以发展和构建自已学科的研究方法。语言学一向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密切，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更有可能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模式，因为当代语言学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本文概述了语篇语言学概念，比较它与传统语言学的异同，讨论了该研究模式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

关键词：翻译研究；语篇语言学；研究范围；研究方法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new discipline which needs to draw on findings and theories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formalize its own methods.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linguistics has a great deal to offer to the budding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is a discipline which studies language both in its own right and as a tool for generating meaning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modern linguistics， which no longer restricts itself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tructures， but rather relates to the world around and to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o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the language.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text linguistics is review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nd text linguistics are briefly examined， and research areas and theories relevan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research methods are then discuss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ext-linguistics research scopes research methods

引言 美籍荷兰学者James Holmes在“翻译学的名与实”（1987）一文中，对翻译学的研究目标、研究范围以及学科内部的划分提出了详细的构想（见张美芳2000a）；我们认同Holmes的观点：翻译学实质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学科，其目标有二：（1）描写客观翻译现象（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及其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2）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其基本研究方法是观察、描写和解释。

Holmes把翻译学分为三大分支：

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 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同属纯研究性质。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种：（1）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研究；（2）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研究；（3）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理论研究又分通用理论研究和局部理论研究两部分。局部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翻译手段；（2）翻译范围；（3）翻译等级；（4）文本类型；（5）不同时期的翻译；（6）特殊问题。在这六个方面中，文本类型（或语篇类型）研究的是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中的特殊问题。Holmes（1987）指出，文学专家和神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翻译问题以及圣经翻译中的文体和语体等复杂的因素；七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科技文献和实用文献的翻译问题。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开花结果，原因是对于语篇、文本和话语等术语和理论一直未有定论。

近年来，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有了很大发展，西方学者纷纷把其理论引进翻译研究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例如，语篇语言学把文本视为交际活动，而不是一串串定形的文字与结构；语用学则研究语言的使用，而不是把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系统（Baker 1992: 4-5）。

翻译工作者要研究语言，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明白语言如何在实际中运作，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统地、有效地进行描写研究。描写研究分支是翻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支，因为该分支的研究成果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和依据。

本文主要探讨描写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研究方法（approach）：即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操作性强的方法，而不是翻译技巧或翻译手段（参见Bell 1991: 27）。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要提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翻译理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它至少必须具有Bell（1991: 26-27）所说的“可实验性”（empiricism）、“可预测性”（determinism）、“简易性”（parsimony）和“概括性”（generality）。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首先阐述语篇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然后简单比较它与传统语言学的异同，进而讨论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以及语篇翻译研究的范围、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

关于语篇语言学 “语篇语言学”的英文是text linguistics，但有些学者也用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或text analysis（篇章分析）来指这一学科。一般说来，英美国家的学者喜欢用discourse analysis，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则喜欢用text linguistics（见黄国文2001）。我国学者对discourse analysis等术语的翻译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胡壮麟（1994：3）认为，“‘语篇语言学’或‘语篇分析’两种说法基本上是同义的”。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不对“语篇语言学”、“语篇分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等进行区分（参见黄国文 1988，2001）。

语篇语言学是6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学科，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促成了它的发展。例如，社会学家Hymes 发表的题为“Towards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1964)一文，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言语使用问题；语言哲学家Austin (1962)， Searle (1969) 和Grice (1975) 等人从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等角度研究语言使用；Halliday (1973，1985) 的功能语言学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纯理功能（参见黄国文 2000）；Labov（1972）对语言变异做了开创性的研究；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和Goffman (1976， 1979) 对会话常规 (Conversation norm)、话轮（Turn）等口头交往的分析揭示了会话的结构规律；Gumperz & Hymes (1972) 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言语行为（如讲故事、问候语等）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索了语篇分析的新路子；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对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模式的研究揭示了话段与语篇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的说来，语篇语言学吸收了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慢慢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交际中语言使用情况的涉及多个学科的一门学问。

语篇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实际翻译中，已有不少人把语篇当作翻译对象和基本单位（参见司显柱 2001）。关于语篇的定义，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形式/结构”（formal/structural）派的看法：从结构方面看，“语篇”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语篇由句子组成。一是“功能”派的看法：从功能方面看，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它不是一个比句子大的语法单位；它与句子不属于同一类型，因此它们之间不是“大”与“小”的关系；语篇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体现”（realization）关系，即语篇由句子体现，或者说句子（形式）体现了语篇（语义）。

语言学模式与语篇语言学方法 我们把语言学模式与语篇语言学方法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对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与当代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进行比较。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及语言学的发展，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学科，而语言学就是其科学的依据之一。从文献看，苏联的费道罗夫“第一个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向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发起挑战”（林煌天主编1997：172）。英国的Catford（1965）提出了一个以M.A.K. Halliday的“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模式，书中阐述了语际间的层次转换（level shifts）和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问题；在这个模式中，层次转换指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范畴转换包括语言结构、语言系统、语言单元、语言类别方面的转换，所有这些转换的核心概念是“对等”（或“等值”）。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1975）特别强调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并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核心；科末萨罗夫还提出把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研究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语言学。此外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及论著相继问世，它们极有可能汇成了一整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参见林煌天主编1997：172-3页，张美芳 1997）。

总的说来，翻译的语言学派视翻译为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注重研究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及言内关系，把翻译过程视为把一种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把一种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命题）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因此，转换规则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对象，对等/等值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正如Neubert & Shreve （1992: 19）所说的那样，“语言学模式调查研究词与语言结构的转换潜势，力图建立语际间的对等规则，认为语际间的对等可在不同的语言层面实现”。

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途径）是传统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它重视的是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种模式认为，意义并非由语言结构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语篇（包括它的语言体现形式和它的交际功能）；翻译中传递的是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语言使用（即交际）功能。

根据Neubert & Shreve （1992: 23）的观点，以传统语言学模式操作的翻译过程是一个从词及其互不关联的意思开始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这种过程生产出来的译品，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认同；而语篇语言学方法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即先决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属性或类型以及其交际功能，再通过一个个的语言结构体现预定的语篇。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建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并非取决于表层结构（如一个个句子）的转换，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Neubert & Shreve（1992：24）认为，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的脑子里首先有一个“虚构的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语言的选择受控于译者脑子里的‘虚构译本’；目的语中的资源为虚构译本转变为真实译本提供了材料”。因此，翻译并不仅仅转移原文的意义，而是要转移原文的交际价值。

简言之，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方法与语篇语言学翻译研究方法的差异至少有三点：（1）前者的重点在句子，认为意义决定于词与句；而后者的重点是整个语篇，认为意义通过语言结构来体现；（2）前者把翻译对等的概念建立在词、句层面上，而后者则认为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层面上；（3）前者的研究对象只是语言，而后者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语言系统和言内因素，而且还包括言外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功能的翻译观 从目前的状况看，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都在寻找语言学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框架。在形式理论与功能理论的选择上，功能理论更加受欢迎，原因主要是它与翻译的目的相吻合，都是从交际的角度出发。据我们的观察，很多翻译研究者对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情有独钟，他们都试图用这个理论阐释翻译中的问题。

Halliday 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85) 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参见黄国文 2001）。

在我们看来，比较成功地把Halliday的语篇分析思想应用于翻译的研究的著作有：Hatim & Mason 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Bell 的《翻译·译者·译论》（Translatio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Theory，1991），Baker的《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Hatim & Mason 的《译者是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7），和Hatim， Basil.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1997）。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可以用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还可以用来组织信息，这三种功能分别属于Halliday所说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见Halliday 1985）。

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时译者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一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等值。这种选择事实上是在“逐词译”与“意译”之间做出的选择。如果选择前者，译文虽然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却有可能被目的语读者批评为“生硬、晦涩、难懂”；如果选择后者，译文虽然通顺易懂，却又可能被指责为“不准确、不忠实”。无论译者做出哪种选择，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无法令各方满意。

译者应该怎么办？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选择就是意义（见黄国文 1998）。对于译者来说，在做出选择之前，必须弄清楚翻译的目的，同时要明白哪些语言形式可以使预期的目的（功能）得以实现。在这一点上，Bell（1991）表达过一些很好的看法；他（Bell 1991: 7）通过英国诗人Kipling 一首诗中的第一段来给我们提出思考的切入点：

我有六位忠实的仆人，

（他们教我运用我的知识）；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哪里？”和“谁？”。

这首诗中六个问题的每一个都规定了一个（或多个）语篇参数（见图表一）：“什么”指语篇所包含的信息，是信号的意义、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也即语篇的范围（语场）。“为什么”指信息发送者的意图、语篇问世的目的、言语行为的施为作用等。“什么时候”所关心的是交际的时间背景。“怎么样”含有两种意思：（1）交际者的态度，即语篇的基调（语旨）：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或是冷讽的；（2）交际的手段，即语篇方式（语式）：文字的或是非文字的，口头的或是书面的。“哪里”所关心的是交际的地点（语场）。“谁”指的是交际者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了语篇的基调（语旨）。

社会变数语篇范畴语言形式

参与者语旨句法

目的语式

背景语场词汇

图1 语篇参数 (Bell 1991: 9)

语言是一种具有各种特征的代码，包括语音、文字、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的特征。语言的使用就是从这些代码特征系统中作出选择，创造出可以传递意义的语篇。另外，每一种语言都有其方言特征 (dialect features) 和使用标记 (markers of the use)。对于译者来说，了解语言特征，尤其是了解语言的使用标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对语篇进行分析，而语篇参数是分析的重要依据。译者首先要辨认出语言使用的各种标记：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语旨）、发送信息的渠道（语式）和语篇的范围与目的（语场）（参见张美芳 2001b）。

译者碰到的问题是与社会因素紧密联系的：（1）交际者的身份及其之间的关系；（2）根据语篇的目的（功能）选择语篇的表现方式；（3）语篇所涉及的（发生在社会上某个领域的）事情。此外，译者还要对两种语言的（语音、文字、句法、词汇、语义的）特征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根据语篇的参数在语言的特征系统中作出选择，创造出一个和原文等值的语篇。

语篇语言学者Beaugrande & Dressler（1981: 3）认为，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 occurrence），它必须具有七项标准：衔接性(cohesion)、连贯性(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语境性(situationa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七项标准中，“衔接”和“连贯”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实现其它标准的基本手段。衔接是语篇特征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语义概念，它体现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上。语法手段（如照应、替代、省略等）和词汇手段（如复现关系、同现关系）的使用，都可以表现结构上的粘着性（即结构上的衔接）。从这一点看，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连贯也是一个语义概念，它也是语篇特征的重要内容，指的是语篇中语义的关联，连贯存在于语篇的底层，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因此，可以说它是语篇的无形网络（参见黄国文1988：10-11）。

我们认为，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是翻译行动论（包括翻译目的论）的核心内容（参见张美芳 2001c）。在翻译行动论者的著作中，“意图”和“接受”二词无处不在（见Nord 1988， 1997；引自陈德鸿、张南峰主编，2000）。这些学者认为，可以从语篇制作者或接受者的角度来分析语篇功能。从制作者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要了解作者意欲透过语篇表现什么意图，因为这意图主宰着语篇制作的策略（如阐释主题、选择修辞手段和语言结构等）（参见张美芳 2001c）。译文的合适性主要取决于它的目的或任务，译文并不一定要忠实地模仿原文；“忠实”于原文只是一种可能的、合理的目的或任务（Vermere 1989）。在很多情况下，“忠实”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语篇的其它标准也很重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没有达到，都会影响语篇的交际性”(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3)。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译文：语法正确，但读起来不通顺。其原因就是译文没有达到目的语的语篇标准。然而，语篇的七项标准在每一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又不尽相同。因此，译者要根据目的语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才能使译文既保留原意，又自然通顺。但是，究竟不同的语言有哪些不同的标准？译者应该如何调整才合理？这些都是每个翻译研究者需要探讨的问题（参见张美芳 2000b）。

语篇翻译研究的几个重点 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看，在翻译研究中有几个方面是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对它们逐一进行讨论。

重点一：意义与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一般是通过形式来体现意义、意图、目的的。这种用于体现意义的形式既可能是言语性的（verbal），也可以是非言语性的，还可以是非言语性伴随言语性的形式。例如，要表示「要求某人关门」这一意义，在汉语中可以说“请把门关上”、“请你把门关上”、“请您把门关上”、“请把门关上，好吗?”、“请你把门关上，好吗?”、“请您把门关上，好吗?”，等等；在英语中则可以说“Close the door.”、“Close the door， please.”、“Please close the door.”、“Can you close the door?”、“Will you close the door?”、“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等等。无论是用汉语还是用英语来表达「要求某人关门」这一意义都可以有非言语性的形式伴随。这些可能被选择的形式除了表示「要求某人关门」这一基本的“概念”（命题）意义（ideational/propositional meaning）外，它们还因各自的不同形式表达了不同的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和语篇意义（textual meaning）。这三种意义与前面讲的“语场”、“语旨”和“语式”是属于同一类情形的。

就翻译而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可译为“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又可译为“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从翻译方法上讲，前者是“直译”，后者是“意译”；从翻译策略上讲，前者用了“异化法”，后者用的是“归化法”。如果我们从语篇参数角度考察上述两句译文，便可看出，它们的“语场”、“语旨”和“语式”是有差异的。如果从“文化语境”方面考虑，就更能解析它们所传递的不同意义。

重点二：语篇特征 Neubert & Shreve （1992）认为，研究翻译模式有七种：（1）批评模式；（2）实践模式；（3）语言学模式；（4）语篇语言学模式；（5）社会文化学模式；（6）计算模式；（7）心理语言学模式。对于这七个模式，他们又着重阐述了语篇语言学模式。他们说，从语篇语言学初露端倪之时起，语言学家就一直在寻找一种导向性原则；而语篇特征原则 (the principle of textuality) 至今最具说服力，它把翻译过程、译者对外界的知识和语篇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翻译成品（见Neubert & Shreve 1992:69）。他们认为，语篇特征指的是作为语篇必须具备的特征的复合体，是某个语言客体（linguistic object）在社会和交际制约中所折射出来的特质。一般说来，社会和交际制约可在语篇表层的语言结构中反映出来。他们所持的有关语篇特征的观点与Beaugrande & Dressler（1981: 3）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翻译研究中，语篇特征原则可用来解释如何获得原文和译文在语篇层面上的对等。但是，研究者必须清楚，获得语篇对等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特别的因素使语篇有别于非语篇？是什么特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语篇特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和Neubert & Shreve （1992）都认为典型的语篇应具有以下七个语篇特征：意图性、可接受性、情景性、信息性、连贯性、衔接性、互文性。其他学者（如Reiss 1989， Vermeer 1989， Hatim & Mason 1990，1997，Bell 1991）在谈论语篇翻译时，也提到了这些语篇特征。有些学者把语篇特征用作自己的分析框架，如Reiss（1989），Vermeer（1989），Nord（1997）等翻译行动派（目的派）；而有些则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如Hatim & Mason (1990，1997) 和Bell（1991）等语篇分析派。

重点三：语境与语言选择 社会是一个文化系统，也是一个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而语言是其中一种符号。语言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它与社会文化中的其他符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研究语篇必须联系其语境，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通常都是先有语境，才会有语篇。语境与语篇是互相依存的；特定的语境要求特定的语篇，特定的语篇创造了特定的语境。因此，非正式的语境导致人们使用非正式的语言，而正式的语境则要求人们使用正式的语言（见Thompson 1996: 9）。

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我们（黄国文 2001）曾经举了这么一个例子：book 在He has written a book on discourse analysis. 一句中是名词，它表示的意义是“书”（“他写了一本语篇分析方面的书。”），它在I will book a room for you. 一句中是及物动词，表示的意义是“预订”（“我会给你预订一个房间。”），在He will book into a small hotel. 一句中，book 是不及物动词，表示的意义是“登记住入旅馆”（“他将住进一家小旅馆。”），在He speaks only the book variety of French. 一句中，book 是形容词，它表示的意义是“按照书本的”（“他只能讲书本上学来的那种文绉绉的法语。”）。

Halliday & Hasan（1976: 283）曾举以下例子以说明语篇衔接的一些特征：

There’s a boy climbing the tree.

a. The boy’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这个男孩如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b. The lad’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这个小伙子如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c. The child’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这个小孩子如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d. The idiot’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这个傻瓜如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以上a，b，c，d四个小句都可以连接前面的小句，a 句中the boy 是前面小句中boy的重复，b句中 the lad 是boy的同义词，c 句中the child 是boy的上义词，d 句中the idiot 是一个泛称。从功能语言学角度看，选择就是意义。以上四个小句选择不同的词来指称前面提到的“男孩”，每个选择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因此在翻译中，要深刻理解原文的选择意义，才可以准确地把原意表达出来（参见张美芳 1999）。虽然“衔接”主要指语篇内而不是语篇外的因素，但是它仍然会与语境有关系。选择什么字眼，既反映了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也说明了说话者的地位和身份特征。

重点四：语篇体裁与情景语境 关于语篇体裁与情景语境问题，我们曾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如黄国文 2001；张美芳2001b；张美芳2001c）。我们认为，每一个语篇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起交际作用的，属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通常都能看出其交际目的。例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路上碰到一个熟人，可能会说，“你吃了饭没有？”、“去哪里？”、“去上班啊？”、“最近忙些什么？”一般说来，这些话是中国人用来打招呼的，而不是真正想干涉别人的私事。但是，西方国家的人通常并不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听到这些话后可能会误解，甚至还会恼怒。

有些语篇的使用目的相同，语言行为所需要的步骤也基本上一致，例如到糖烟酒商店买香烟、到邮局买邮票或到市场去买菜，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语言步骤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有目的的语言活动在语篇分析中称为“语篇体裁”（genre），虽然属于“买卖”这个语篇体裁的语篇会有差异，但它们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每个语篇都可看作是属于特定的语篇体裁。语篇体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的：一是“纲要式结构” (schematic structure)，一是“体现样式”(realizational patterns)。

纲要式结构是指有阶段的、有步骤的结构。例如食谱的纲要式结构通常是：名称、简介、原料、配料、烹饪方法。而语篇体裁的体现样式通常是由特定的语言结构充当。例如，当一个英语语篇的正文的第一句是“Once upon a time…”时，它便表明这是一则关于童话或神话的叙事；当一则对话的第一句是“Can I help you?”时，在很多情况下它都是发生在服务行业中服务者与顾客的对话。

有些语篇体裁的纲要式结构和体现样式并不是十分独特，所以要经过“语域”(register)分析才能确定其语篇类型。Halliday (1985) 认为，从语言的使用角度看，情景语境中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它们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使用。这三个因素是：语场、基调（语旨）、语式。这三个因素是情景语境的组成部分，称为语域变体（register variables）。语场指的是正在发生什么事，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性质、特点、语言所谈及或描述的是什么。基调指的是谁是交际者，他们的基本情况、特点、地位、角色、关系等。语式指的是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交际渠道和修饰方式。语场、基调和语式跟语言三个纯理功能相互联系：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基调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语篇功能是三大功能中的核心，它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只能生成与情景一致和相称的语篇。

重点五：蕴含意义的解释 在很多情况下，译者的难题并不在原文本身（因为他可以照字面意思译），而是能否让目的语读者明白原文的蕴含意义。Grice (1975) 在其著名的“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提出了会话含意的概念：为了使会话顺利进行，交际的双方都必须遵守一条原则，即所谓的“合作原则”。有了这条原则，交际双方所说的话语就不至于不连贯，因而双方就可以互相配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Grice认为，合作原则含有四条具体的准则：（1）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2)质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3) 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evance)，(4) 方式准则 (the Maxim of Manner)。在交际过程中，遵守这些准则就是遵守合作原则。然而，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人们违反这些准则的情况比比皆是。Baker（1992：224）曾举以下例子说明人们在交际中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

A: What is Jane up to these days?

B: It’s raining.

表面看来，B是答非所问。但实际上，他有可能是故意违反会话原则。因此A就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去理解B的含意。其含意至少有两种：一是“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二是“你弄错了——你不该问我这个问题。”

对于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对话，在翻译中是比较容易处理的。而有些说话者并没有违反合作原则，只是话语不连贯，这时就需要译者遵循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对不连贯的话语作出连贯的解释。例如：Elizabeth is putting on a lot of weight. She smokes very heavily (Baker1992：226). Baker 认为，如果把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至少有4种解释：（1）由于伊莉莎白吸烟吸得很厉害，因此胖了不少。（2）由于伊莉莎白的体重猛增，所以她拼命地吸烟。（3）尽管伊莉莎白吸烟过多，她的体重还是增加了。（4）伊莉莎白体重猛增，而且还不断地吸烟。对原文两句话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解释，一方面靠语境，另一方面靠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蕴含意义。当然，前面讲的语篇参数也可用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何翻译出语言蕴含意义是译者的任务，而描述不同译者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手法，并利用相关的理论去解释这些处理手法及其原则，就是翻译研究者的任务了。我们认为，语篇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原文，而且还能为选择合适的译文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结语 本文探讨了描写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即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我们在文中提出了语篇语言学方面的理论依据和研究重点，这只是我们初步的设想和构思；语篇语言学方法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是很多的，本文限于讨论范围和篇幅，未能对其中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对语篇翻译研究的重点也只是列举一些。我们相信，以后还有机会把我们关于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方面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翻译学在学术领域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刚刚开始形成自已的特点。它跟其它年轻的学科一样，需要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以发展和构建自已学科的研究方法。翻译学应引入哪些学科的理论仍未有定论。现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关系息息相关，因为语篇语言学是把文本视为交际活动，而不是一串串的文字与结构；其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系统和言内因素，而且还包括言外因素（如说话者/作者与听者/读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情景语境，等等）。

翻译学的目标是描写客观翻译现象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翻译研究者要研究语言，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明白语言如何在实际中运作，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统地、有效地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或解释，并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具体的资料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