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国内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都不像“史”，因为它们缺少“史”的基本要素即明晰的逻辑—历史的线索。“文革”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革命文学史，抹杀了非革命文学的思潮、流派、作家的存在；而且以革命史为线索展开，文学史仅仅是它的派生物，导致文学没有自己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摆脱了单一的革命文学史叙述，包容了其他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但仍然不太像“史”。这主要在于没有揭示各种文学思潮的性质以及演变的内因，而仅仅对文学现象进行描述并且在时间上排列。有鉴于此，我认为应该运用现代性理论来重新规定各种文学思潮的性质、解释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流变，进而重新书写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单位，文学史不是作家作品按照年代、朝代顺序的排列，而是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消亡以及转变、替代的历史；只有文学思潮的演变才揭示了文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因此，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就具有了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写作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理论上的障碍，造成文学思潮史的研究混乱不堪。在中国的文学理论语境中，文学思潮概念来自前苏联，是附属于“创作方法”论的。苏联文学理论认为，有两种基本的反映现实的方法，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它们分别被规定为客观性、写实性与主观性、抒情性。文学思潮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是创作方法的历史表现。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主）与浪漫主义（次），文学史就被描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替或者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而其他文学思潮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等则被贬低、被排除或者被否定了。这种文学思潮观抹杀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使之成为一种风格学的概念，从而虚构了一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循环交替的文学史，掩蔽了文学史的真实的内涵。那么，如何界定文学思潮，从而找到文学史构造的核心呢？我认为文学思潮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现代性即时间性的自觉，它启动了历史。因此，现代性发生前没有文学思潮出现（虽然有文学的风格、流派的演变），只有现代性产生后才有文学对它的反应，而这就构成了文学思潮。由此，就应该从现代性角度考察和界定文学思潮，从而就产生以下关于文学思潮的定性：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国家理性）；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启蒙理性）；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反对现代城市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揭露和批判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审美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理性的身体性和符号化的解构。

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另一个障碍是已经定型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由于苏联文学“创作方法”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被阐述的：五四文学思潮属于现实主义（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郭沫若和创造社），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更高发展。新时期以来，学界逐步抛弃了这种简单、僵化的文学史叙述，但由于没有找到新的理论基点，特别是对文学思潮的理解混乱，因此往往采取了只考察文学现象而不谈文学思潮的叙述方式，比如新时期文学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流派，但却避免作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判断。这种叙述方式注重了微观分析而丢弃了宏观叙述，虽然克服了以往机械的文学思潮划分（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分法），但也导致文学史的构造缺乏主干，所以仍然不像“史”。当然，仍然存在着用过时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概念描述的现代文学史，但这种文学史叙述显然已经不具有合理性了。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我把五四文学思潮定位于争取现代性（科学、民主）的启蒙主义，把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定位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古典主义，而把新时期文学思潮定位于启蒙主义的恢复。同时，在五四以后和新时期后期、后新时期也并存着反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在新的文学史叙述中，对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的定性最为重要，也最富于挑战性。启蒙主义历来被定性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而不是文学思潮，无论是在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上都没有它的位置，新古典主义之后就是浪漫主义。虽然柳鸣九先生曾经提出欧洲17世纪文学属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并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也没有被学界主流认可，更没有用于命名中国文学思潮。我认为，存在着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它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欧洲17世纪和中国五四、新时期文学都属于启蒙主义。

此外，对“革命现实主义”即革命古典主义的认定同样重要。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但当时还仅仅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共同性——理性主义着眼，而缺乏理论上的论证。现在进一步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界定新古典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民族国家雏形（“绝对主义国家”）的想象，而革命古典主义是对以革命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革命古典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变体。欧洲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法国大革命中演变为革命古典主义，这个传统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并且传播到中国，演变为中国的革命古典主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与“样板戏”）。这样就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思潮有了明确的定性，并且揭示了它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线索。

以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把五四文学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看作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征，这是单线历史观的产物，不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规律。我认为，应该分析中国现代史的特殊性，这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争取现代性就意味着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现代文明；而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以及现代性的外迫性，争取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也就要排斥现代西方文明。这样，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两个历史任务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揭示了中国现代史的根本矛盾，从而对“救亡压倒启蒙”作了深度的理论阐释。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理论出发，我认为五四以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压倒和取代了建设现代性的历史任务，也导致了反现代性的历史运动；“文革”后建设现代性的历史任务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也导致了这样一个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五四以后，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取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而新时期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又取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同时，运用这个理论，也对其他非主流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规定性进行了阐释。

写作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的最后一个困难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源性和后发性，因此与西方不同，各种文学思潮不是相继出现、区分鲜明，而是同时出现、同时存在；它们纠结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渗透，界限不那么清晰，甚至一种流派、作家、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倾向和多种文学思潮的元素，如老舍不同时期的创作就具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倾向；茅盾的《子夜》既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又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因此，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研究极其纷乱歧异，对同一个流派、作家、作品的定性纷争不绝，难以形成共同的叙述；至于各个思潮之间的消长、替代更难以得到充分、清晰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这一情况，也造成了文学思潮史写作的巨大困难。这就要求在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定义文学思潮概念的基础上，紧紧地抓住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这一核心，比较明晰地划分各种文学思潮及其流变，确定各个流派、作家、作品的性质，并考察和揭示各种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文学思潮内部的复杂性、多向性。

文学思潮史的写作，应该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文学思潮概念，即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作了诸如启蒙主义、革命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变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命名。时下一些文学思潮史著作在比较宽泛意义上使用文学思潮概念，对一些难于纳入上述规范化的文学思潮的文学现象或不作定性，仅仅进行描述，或者以文学流派的命名代替文学思潮的定性。这种叙述固然可以避免对文学现象作强制性的定性，但也产生了文学思潮史叙述不连贯、定性不清楚的问题。对于文学思潮的规范化命名，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我想理由不外乎是：中国文学思潮有自己的特点，不一定适用西方文学思潮的标准和概念。对此，我可以这样回答：由于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一样，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们一定有基本相同的性质，从而可以使用相同的概念。而且，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融入世界文学，从而受到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成为其一部分，因此，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一样，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历史阶段，也可以用相同的命名。当然，中国文学思潮有自己的特点，正如中国现代性有自己的特点一样。因此，应该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作十分具体、细致的分析，把握其特殊性、个性，揭示其多元性和丰富性。

文学思潮史的写作与文学史的写作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不是以作家、作品为单位，而是以文学思潮为单位，它注重文学思潮整体的性质、特征以及发生、发展和流变。因此，文学思潮史不应该按照传统的写法即以作家、作品为单位进行微观的描述、分析，而是以文学思潮的各个历史阶段为单位进行研究，揭示文学思潮的整体面貌和历史发展，这样，就展示了文学史的宏观性，也加强了理论的深度。在体例上，应该打破按照时间排列的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而是以文学思潮为基本单元展开叙述，从而首先在共时性维度上展开文学史。而后，在具体的文学思潮框架内，文学现象才历时性地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层面上，各种文学思潮的彼此消长，又构成了文学的大历史。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完整地把握特定文学思潮的性质、特征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