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如小说，一直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律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完全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搜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借鉴了古代文献学的方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究能否古典化，看成研究是否实现规范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形成一种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学风，“不是一般的重视史料，就是真得要花工夫，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已经达到了成熟，我还不大承认。好多东西还不规范，随意性还很大。可以不看史料，即使看史料，也可以翻烙饼一样，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要真正达到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7]

当然，尽管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一般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出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也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一般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情况在古代没有出现，因此，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全属于校勘学的问题。因为自《狂人日记》开始，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段，不注意这些就可能引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要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知识修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要求变低，但又出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密切，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语言形式和书写工具的发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提高，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一般比较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原因，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异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部分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纳出了五种新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坐吃山空，而要不断根据新情形，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需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注释: [1][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9页。 [3]刘增杰:《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 [4]刘增杰:《〈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20页。 [5]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26页。 [6]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51页。 [7]孙玉石:《积极倡导 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13页。 [8]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