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海外形态

任南南 2012-01-09

摘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坐标和参照。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研究对象，可以从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形象，海外汉学研究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几个向度，梳理出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及文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权力”痕迹。

关键词：汉学；《中国现代小说史》；文学史研究

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一般被称为“汉学”，这些经过异质文化加工的研究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外国化和外国文化的中国化双重特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80年代大陆知识界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坐标和文学参照。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形象

“重写文学史”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施蛰存曾表示 “从来没有想到写文学史会成为一个问题。写文学史，从来没有‘专利权’……每一部都是独立的著作，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史观，谁也不是对另一作者的‘重写’”①。因此文学史似乎不必强调“重写”，而仅仅是“另写”，但是在80年代的 “重写”潮流中，无论是具体的重写操作者，还是首发先声的倡导者，都在强化这一原本是“另写”的文学研究是在具体对象面前有的放矢的“重写”，并且注重个体经验的“个人化色彩”强烈的文学史书写恰恰是“重写者”力求实现的理想形态和“另写”的上乘境界，从而让众人瞩目的“重写文学史”真正具备了“革命”内涵。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则给予了这种“文学史革命”以“经典解读”趋向上的示范意义，“当时现代文学界正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无论是赞同还是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与夏志清《小说史》中所阐发的观点进行对话或潜对话”②。

《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61年出版时就赢得赞誉。David•T•Roy(美国芝加哥大学)称这是“第一本严肃地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语作品，也是现有同类专论中最好的一本……不仅专家，即使是对中国或文学有兴趣的每一位读者，都会被它所吸引”③。在它出版38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的Perry• Link指出，此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仍无可取代。没有任何著作可以比它更能模塑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概念。夏志清敏锐的洞察力、优美的文字，令《小说史》读起来极富趣味、极具启发性。”④而李欧梵也表示：“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他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⑤因此文学重评中，整个知识界弥漫着一种以“去革命化”为终级目标的学术期待，《中国现代小说史》（1979年版）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以这种“注重个人体验”的去政治化的理想状态进入大陆知识界，对文学史书写产生影响，其作为效果明显的示范榜样在“重写”的具体操作上提供了的书写规范，其中包括进行文学史判断的一套崭新完整的价值坐标和革命文学史经典崩溃后重建的新文学经典秩序。⑥刘再复针对“重写文学史”的立场和出发点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在这里“政治斗争的敌意”与“宽容审美的研究姿态”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两极，“审美的”研究思路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疆域，由它带来的活力和生机直接体现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在重写中，最早经历回收并被予以“经典”待遇的左翼体系之外的作家是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从50年代到70年代，所有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文学评论，都把张爱玲剔除在外”⑦，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把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使她的小说得以进入文学的殿堂”⑧。因此夏志清小说史的功劳之一就是“把被历史活埋的几位现代作家从权力的重压下和意识形态的尘土中开掘出来，让他们重见天光，并把他们推向现代文学史的应有地位，从而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页”⑨。

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论证、“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包括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从历史的湮没中被重新发现和热捧等都或多或少与夏志清文学史观带给我们的冲击不无关系，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参与了经典重评和文学史重写。1983年第7期的《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丁尔纲的《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总结认为“夏志清在论著中背离自己的宣言，在严肃的学术探讨和政治偏见、艺术偏爱之间徘徊”；1983年第4期的《四川大学学报》刊登了华忱之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评析》，指出政治偏见和唯心主义文艺观锢蔽了夏志清的艺术视野，使书中出现许多偏颇谬误。《文艺情况》、《文艺报》和《鲁迅研究动态》等内部或公开的刊物先后发表署名文章，批判《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的政治立场和由此导致的“偏见”。然而对该书的批判和感受小说史新的学术观念的冲击在大陆学界是同时展开的，台湾学者龚鹏程甚至这样评述“重写文学史”背后的脉络，“当大陆文坛希望能挣脱旧的框架，恢复文学之主体性，不再让文学研究从属于政治时，他们考虑到的，正是夏志清所走的路”⑩。在回顾这种学术发展流程时，学术界甚至把这种由夏志清小说史带来的启蒙契机称为“夏志清现象”B11。

关于小说史的编纂规则，陈平原在其专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这样界定“小说史意识”：“对于小说发展模式的整体观照，目的是建立一套确定作家作品位置和作用，以及阐释小说艺术现象的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小说史意识的具体内涵，起码应包括小说发展模式、小说发展动力、小说史分期原则以及小说史体例等。”夏志清在其《序言》中声明：“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经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学者的义务。”在此出发点下，该书布局呈现出如下特征：全书设为三编、十九章。其中第一编以“初期”为题，时间范围是1917—1927年，包含四章，分别探讨“文学革命”、“鲁迅”、“文学研究会及其他：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许地山”和“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第二编以“成长的十年”为题，时间范围是1928—1937年，共有8章，除了第五、十一章为综论“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第一个阶段的共产小说”，其余各章专门探讨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缃的小说；第三编题为“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时间范围是1937—1957年，第十三、十八章研究“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第二个阶段的共产小说”，另外几章则论析“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以及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第十九章为“结论”，且附有长达数十页的参考书目。197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增订二版出书，夏志清添加《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作为该书的结尾，另外附录里有1967年发表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以及评台湾作家《姜贵的两部小说》。这是最早进入大陆研究者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原貌，即使在被批评时仍得到了这样的肯定——“论题的范围虽是小说，基础却搭在整个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艺思想斗争发展历史的背景上。每编都单辟一章纵论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艺思想斗争来描叙历史发展线索，再加上结论与附录之一、之三，连缀一起，大体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轮廓。作者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评介创作概况，既照顾到思潮流派，又兼顾到别的文体，使小说评述的建筑群置于整个庭园的鸟瞰图中，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点和面又都统一在贯串线上，给人以较完整的印象”B12。在谈到规划《中国现代小说史》整体格局时的初衷时，夏志清表示：“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这个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在小说史的结论中，夏志清流露出对大陆知识界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现代文学史规范的遗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使一般人几乎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大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对于那些代表了大陆的文学成就的创作或批评作品，近年来港、台的批评家所能做的只是贬抑谴责而已。他们急于批评大陆一向的宣传，却忽略了应该寻找一个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颇。” 如耀斯所说：“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B14夏志清在其1979年中译本序提示过他研究的两个基点：其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时期的冷战氛围以及著者自觉的冷战意识，其二是“新批评理论，尤其是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对于著者的影响”。根据郑树森的研究，夏志清在出国赴美前就读过英国评论家燕卜逊的《七种歧义论》；在他前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时修过布鲁克斯的课程，同兰逊和泰特也曾经有过接触，这三位新批评大师都是作为新批评的重镇——耶鲁大学的老师给予夏志清形式主义分析的影响，夏志清因此在新批评的重要刊物《恳吟评论》上发表英文论文。B151961年，夏志清在该书的英文本初版序言中发表宣言：承认自己也是个新批评的信奉者——“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新批评’派的小说评价已经很有成绩。一九五二年出版，阿尔德立基编纂的那部《现代小说评论选》)，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B16

保罗•梵•第根认为文学史家“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一种选择：只有那些能提供一种价值，一种文学价值，也就是最起码的艺术价值的东西才称得上是文学。这些作品给人的精神、心灵提供一种多多少少是强烈的愉悦，在这种愉悦中往往已带进了赞赏”B17。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十九章中，有十一章完全由个别作家的名字构成，另外有两章以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它们各自的重要成员命名，里边的内容以个别作家小章划分，其余的几章虽然没有以作家的名字作为小标题，但论述的基本思路还是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究竟以何种标准筛选作家成为考察这部小说史的关键。1952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夏志清已接受过很多西方文学的浸润，“普鲁斯特、托玛斯•曼、乔伊斯等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他都已读过一些”，并且已经深入领会所谓“伟大的传统”的内涵。B18在李维斯看来，这些大家“都有体验生活的巨大能量，都对生活持有一种崇敬而开放的态度，都明显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们那些最动人的作品“无非来自于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夏志清在英国文学的研究中，以李维斯的“伟大传统”作为标准，推崇古希腊悲剧时代、英国的莎士比亚时代、俄国20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大师们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而在“伟大传统”之外的李维斯的另一个观点：“意义存在于文本之内，无需置于社会、政治、文学史、作者生平等脉络下研究。真正的文学和文学史永远掌握于少数人手中。经典作品展现的是永恒的人性，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只有阅读这些经典作品才能提升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品位。”它和新批评学派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以及就文论文的研究立场成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内在框架，夏志清在西方文学的坐标体系内寻找现代文学经典，具体情况可见表格：

现代阐释学认为，“任何理解和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者的前理解和先见为前提的。正是前理解或者先见使认识成为可能……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有一种理解，新的理解是由主体也处在的某种理解状态开始，才可能由此扩展开来”B19。这在表明《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种在前理解层面上进行的文学史判断，是一种在新批评理论观照下，以审美主义和纯文学为坐标进行的文学史书写。实际上，在夏志清的自我表白中显示出该书的研究立场：“有些工作应属于文学史家的职责，照理应承担，但由于我关心的基本任务，是对此一时期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批评地审视，而非文史的报告……因而，我并没有在小说的现代试验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研究；因而，虽然曾就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发表若干意见，却没有对这种影响作过任何系统的研究。不错，我曾用比较的方式列举了不少西方的作品，但那主要是为了有助于更精确地阐释讨论中的作品，而不是企图论证其渊源与影响……我也未曾把中国小说家惯用的技巧作广泛的比较研究，虽然，这类研究……对于评价上会有一定的价值……(我的)首要任务在于区分与评价。”B20显然这一批评立场，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一直希求的能够与文学的意识形态标准相抗衡的纯文学主张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同源性，但是也因为其对纯文学的强调放弃了历史主义的眼光而存在着某些“可疑”。

“一切批评总是或多或少以敏感的方式属于一个总体的世界观。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批评家用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在这个时代和这种制度下的一个民族的思想观点。这就在使他说的话变得伟大的同时勾勒出他的局限。”B21路易•阿拉贡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夏志清。尽管王德威在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史》时说：“这位羁留海外多年的游子，要在彼岸用另一种方式返观与探究文学、历史与国家的命运”，该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B22。但是这种解释在叶维廉看来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些中国作家所关心的时代与个人问题与西方作家所关心的迥然不同，而夏志清实在是要求我们戴上西方作家的滤色镜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凡是熟识这些中国作家的历史发展的人都会发现，在一部作品中出现有关中西方作家美学的汇通，其形成的过程远比上述浮光掠影式的暗示和意见要复杂得多。”B23尽管这种评价体系显示出夏志清小说史的“个人化”特征，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全新视野和迥异评价标准带给80年代文学史重写工作的震撼和启示。

二汉学研究的内部差异性：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再评价

尽管《中国现代小说史》得到了海外汉学界的高度认同和推广，甚至被钱钟书誉为“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但在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w Prusek )这里，却受到了强烈质疑。作为捷克学者，普实克从30年代起便以研究中国文学为事业，1961年，普实克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B24，文中表示“我素来反对以武断的偏执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进行学术讨论，因此，对于夏志清此书中所存在的这些倾向，我必须首先澄清我的立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本书中值得认真研究的部分给予客观的评论”。普实克指责夏志清为有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缺少任何国家的国民所必须有的思想感情，不了解文学的社会功能，漠视文学与历史、政治的紧密关联，也忽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应遵循的科学而客观的方针。观点的分歧和争论的激烈显示出两人立场上的巨大差异，因此普实克对夏志清小说史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文艺社会学与新批评两种学术方法的一场对话。

在针对夏志清研究的重评中，普实克首先从研究者的身份、立场入手强调在文学史研究中克服研究者自身主观性的重要意义：“任何一位学者和科学家的观点和方法都部分地取决于一些主观因素，例如他的社会，他所生活的时代，等等。” “然而，如果一位研究人员不是旨在发现客观真理，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偏狭，那么所有科学研究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部著作是为更大范围的读者所写，并涉及一个读者对其不能自己作出判断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一问题是读者可能以片面方法来理解时，对客观性的要求便更为重要，该作者的责任也更加重大。毫无疑问，研究中国现代及最近的文学需要一种特殊程度的客观性，因为包括专业汉学家在内绝大多数读者不能独立矫正作者的观点，因为他们所涉及的问题不具备足够的知识，而且同评论英国、法国、或者俄国文学比起来，在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中，作者由于个人偏见而使观点带有倾向性、甚至歪曲事实的危险要大得多。”然后据此出发，普实克重点考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判断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普实克首先指出夏志清在针对他人研究的评价中显示出对这种客观性原则的认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本书的作者承认对客观性提出要求的，但却仅仅是对其他作者，而不适用于本人。例如，他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天主教作家们同他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而进行了非难”B25。继而，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将以一系列实例来证明，夏志清此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满足外在的政治标准”，从而由文学评价的双重标准嫌疑入手，质疑夏志清文学史研究的客观和公正——“只要读一下此书的章节标题，什么‘左翼和共和派’‘共产主义小说’‘遵从’‘违抗’‘成就’等等，就足以看出，夏志清小说用以评价和划分作者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艺术标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普实克引用了夏志清的原文： “在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中，我主要是以对文学价值的考虑为基础……那些我对其表示了肯定或赞赏的作家的技巧、观点和想象与其他同期作家的并无差异，但由于他们的天赋和诚实，他们抵制了，并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下转化了那些浅薄的改良派和宣传分子的力量，从而形成一种传统，其文学特征不同于主要由左翼构成的传统。”

在普实克看来，这段话便是夏志清混淆文艺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实证，认为夏志清在进行文学史判断时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准绳首先进行政治意义上的鉴别，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评价，“夏志清在评述各位左翼作家方面的干劲同他在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所表现的近乎不严肃的敷衍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对照”，“使我们更为惊讶的是他的评论在语气上的不一致。谈到左翼作家时他颇带嘲讽或至少是相当冷淡的，而对于那些不同情左派运动的作家，他却毫不吝惜地使用了最美好的词藻”。文学史家的评价口径和尺度差异巨大，普实克认为原因在于夏志清评价文学现象时秉持政治上的双重标准。而这种双重标准直接体现在小说史写作中的表现就是：小说史凭借李维斯“伟大的传统”所提供的道德维度和形式主义文本分析的纯文学研究视角，梳理出“讽刺的人道的写实主义”的小说传统与“宣传的”、“迷信理想”的小说传统，但是这种两个小说传统相互斗争的叙述方式在材料的取舍和篇幅的分配中显示出小说史并非客观的叙述，而是在其中寄寓了相当强烈的价值判断。普实克做了如下梳理：

实际上，普实克评价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思路完全可以用列宁的话来概括：“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B26

因为上述思考方向的相悖，夏志清和普实克在研究中都注意茅盾和老舍的差异——即茅盾更加关注时代风云，社会运动和变迁，个人命运只有和时代社会变迁相关时，才会被注意，而老舍则更关心个人的命运，虽然也会从个人的命运中透露时代问题。他们对两位作家的特征和意义的认识完全一致，却做出了相反的文学史判断：夏志清推崇老舍而抑茅盾，而普实克则认为茅盾比老舍的价值高得多。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茅盾和老舍进行了对读：“老舍和茅盾……在很多方面都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茅盾使用华丽的文学词藻，而老舍至多是采用一种纯粹的北京土话。用历来对南北方两地文学的不同感受来衡量，我们或许可以说老舍代表着北方，注重个人，直率幽默；而茅盾则代表转为女性的南方，浪漫，多情，忧郁。茅盾由于他的一系列女主人公而著称；老舍的主角们却几乎永远是男人，而且只要有可能，他就能回避浪漫的题材。茅盾记录的是女性对中国当时历史动乱的被动反响；老舍则对个人命运比社会力量更加关注，因而他是行动上表现他的主人公。”认为《骆驼祥子》是 “中日战争前夕写的，可以说是那时候为止的最佳现代小说”。

对于夏志清对老舍和茅盾的比较，普实克发出了相反的声音。他同意老舍的确是夏志清所说的那样对“个人命运和社会力量”更为关注，但认为“茅盾和老舍之间的主要区别必须从其他方面来找，茅盾旨在概括中国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个别人物的奇异命运只有在服务于表现社会问题的范围内才使他感兴趣。为了更加透彻地揭示那些社会势力的作用，茅盾经常描写他们摧残的人的遭遇，徒劳地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抗。因此，茅盾的特点不是所谓‘记录女性对中国当时历史动乱的被动反响’，而是一种为正确和令人信服地描写中国社会问题而精心设计的方法，我们实际上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方法”。而且普实克强调茅盾把文学视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件重要武器，为了表现当时社会现状不能令人容忍的性质，他选择妇女来充当他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她们的遭遇通常要比男人的更为残酷，茅盾的主人公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比老舍的主角们缺乏活力。因此夏志清认为“转为女性的南方，浪漫，多情，忧郁”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立足于上述考察和比较，普实克断定《中国现代小说史》脱离了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与复杂过程，没有考虑到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肩负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也没有将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及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做科学的考察与比较，同时忽略了欧洲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而试图以“没有偏见的寓意探索”为出发点，对文学做出了带有强烈政治和文学偏见的主观评论，并且导致了对该书整体格局的质疑：“这些数字本身证明夏志清的书中缺少平衡”，“这是一部不科学、不严谨的文学史著作”。B27这种对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差异导致的对对方学术研究结论的质疑，显示出普实克与夏志清知识背景和理论立场的巨大差异。

诚如雷•韦勒克所言，“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这就是在千百万本书或事件之中何以要选取这一本书或这一个事件来论述的判断”B28。因此陈平原就这场因文学史描述引起的激烈争论作了中肯分析，他认为除了政治倾向和文学观念的差异外，就是双方对小说史体例的看法相去甚远。“夏志清受新批评派影响，注重作品本文阅读，坚信文学史家首要的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故在体例设计中更多考虑‘哪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普实克则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倾向于把文学的本文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将‘文学现象正确地同当时的历史客观相联系，以便在更广泛的文化氛围中理解文学的变迁’。因此普实克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缺乏‘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的做法’，是作品论而不是文学史。”这样的评述解释了在“新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两种视野的观照下，夏志清和普实克在作品审美判断可能一样的前提下会做出截然相反的文学史判断的原因，因此叶维廉又把这场知识话语和文学史意识的交锋称为“历史方法和超历史方法的论争”B29。

三文学史观念的意识形态性

作为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象征，夏志清在“新批评”理论的规范和训练下形成的“文学”理解为重写文学史展示了新的标准——审美主义和“纯文学”，而夏志清与普实克之间的巨大分歧也显示出当时的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语境，即冷战氛围显示出构造“文学/政治”二元结构的历史语境，两者分别接受了不同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支持，他们之间历史方法与超历史方法，社会批评与新批评，外与内之间的观点差异从侧面验证了佛克马和蚁布思的观点：“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谈论文学经典。认为它们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但“这个定义有一个缺陷，即它是被动地被建构起来的，对于什么机构做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或者是谁指定的作为学校读物的作品则只字未提。这种定义遗留下了‘谁的经典’这个未被回答的问题。或许这种开放式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谁维护着何种经典的问题是必须要在具体情况下进行研究的。”B30

文学史研究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进行的，而经典指认作为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政治性指向。因此，经典序列的更迭以及文学史重写也通常是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氛围中实现“破旧立新”。刘再复在提出“主体论”理论时说过：“我们解放后已经形成的文学研究成果，特别是文学史和文学概论著作，已经形成两个参照系统：一是政治斗争编年史的参照系统；二是作家政治履历参照系统。在这两个参照系统的制约下，我们才进入作品的评价。这样，对作品的评价和作家在整个文学史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这两个参照系统所决定……把文学史变成政治斗争史的文学版，文学变成政治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成一种线性因果关系。”B3180年代的文化界，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思路，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也随着海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而展开。在努力摆脱“工具论”的影响、努力实现文学独立性的前提下，新批评的“内部研究”和“纯文学”理念支持了新时期文学重评的去政治化愿望。然而“当界限是用来指导学科规训的执业者时，分门划界就决定要包括哪些方法和理论，哪些要排除，哪些可以引进”B32， “新批评”理论作为提供“纯文学”系统的知识表述，理论上显示出文学研究努力实现的去意识形态目标，却在文学“内部”“外部”的严格规划中客观呈现出某种权力的特征。因此尽管夏志清对现代小说的历史讲述并没有对学科的规划整体框架和脉络进行全面颠覆，但是讲述中被引进的“新批评”这种理论方法就成为分门划界的一种权力手段。而“80年代，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在寻找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希望从旧的准社会学式的思想方法和话语结构中突围出去。当时的文学、艺术批评是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像一个大的理论试验场，许多理论都被挪用到文学批评中来”B33。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也在这一背景下，被作为文学理论的“圣经”译介到中国并且发生了覆盖性的影响，《文学理论》所提出的有关“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剖析被学界迅速接受。此书的译者在2005年重印本前言中写道：“1984年，我们翻译的《文学理论》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书连续印刷两次，发行数万册(第一次印刷34000册，第二次44000册)，使许多文人学者了解了他们的理论。从那时至今的20年间，《文学理论》被许多高校的中文系用作教科书，还被教育部列入中文系学生阅读的100本推荐书目中。”《文学理论》所以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核心观点，与当时 “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诉求一拍即合，不仅认为“文学研究应该绝对是‘文学的’，”而且提出“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这种关于文学“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区分可以非常顺利地过渡为“文学”“政治”的区别，并且“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围绕着文学作品划定了一个封闭的界限，文学与作家传记、创作心理学、社会、思想及其他艺术的关系的研究被视为“外部”的，也就是“非文学”的。新批评给予80年代的人文知识界新的表述方式，成为“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潮流中最重要的理论支撑之一。南帆准确地概括80年代“纯文学”概念的涵义：“相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相对于再现社会、历史画卷的传统，特别是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战歌’和‘颂歌’传统，人们提出了另一种文学理想。人们设想存在另一种‘纯粹’的文学，这种文学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B3480年代理论界重新启用“纯文学”作为理论支点，为当代文学传统中的左翼文学、极左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突破提供了学理依据，在这种“新批评”被广泛接受的背景下，二元对立的冷战历史结构如何使“新批评”具有了“纯文学”的有效性，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特里•伊格尔顿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B35 因此唐弢发出“写文学史，写谁不写谁，的确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啊”B36的慨叹。面对这一问题，新批评理论在形式主义分析中的纯文学理念成功地将文学史书写中“谁的经典”这样一个社会学问题精简为美学问题，为另一种文学史经典序列的构建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而“新批评”的“内部”与“外部”概念，与二次大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文化格局中的“中国/西方”“内/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文学研究与文化语境之间的高度契合和遥相呼应。在当代文学开端的历史描述中，“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局面的结束”，“尽管在台湾海峡两岸还对峙着两个政治敌对的政权”，“尽管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长期处于冷战的威胁之下，一度还卷入了邻国的军事冲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表明对立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发生背景，在与战争相关的“文化氛围的制约下”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成为当代文学生成中的“战争文化规范”B37的核心。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与冷战历史的基本结构，即非此即彼的历史逻辑，和“敌/友”、“内部”与“外部”的严格切分完全是同源而生的相似产物，“新批评”理论在这种冷战文化背景下解决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合法性焦虑，为文学的所谓“纯态讲述”提供着如何划定文学“内部”和“外部”的专业化知识表述。

冷战历史形成的“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与“新批评”互相印证，因此夏志清完成的“新批评”支撑下的纯文学研究，与同一时间中国大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现代文学史形象，是一种在冷战历史格局下的貌似不同实则血缘相近的文学历史讲述，构成了一组文学史书写的二元对立。刘再复在其撰写的《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中，对这一背景下夏志清小说史的纯文学策略进行了质疑，批评其小说史的整体框架，指出共产作家与非共产作家的分野和对立，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以致产生离开文学的事实，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种偏见，是20世纪两极对立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影，也是中国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烙印，可说是特定时代的风气。如果说，那个年代大陆的现代小说史教科书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致掩埋了非左翼阵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那么夏志清先生则从另一个方向也同样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致从另一个方向掩埋了那些左翼作家，因此，鲁迅、丁玲、赵树理等就变成夏先生掩埋的对象。“把被历史掩埋的张爱玲、沈从文等拖出地表，这是对的，而着意把鲁迅、丁玲、赵树理等埋入历史，则不对”，所以“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六、七十年代大陆的泛政治的小说史教科书对现代作家的价值估量尽管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和批评尺度(包括批评态度)却有共同点，这就是都无法摆脱冷战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写作上的牵制和主宰‘审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深层是政治批评。这是当时两岸文坛共犯的时代病”。B38

海外汉学研究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出现的话语交锋，将文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考验具象化，80年代中期，文学重评酝酿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诸多文学史概念，试图依靠对革命史观的反拨来完成对“纯文学”的想象。实际上，这些文学史概念是以“回归五四”的“新启蒙主义”为背景，依靠断裂文学史观和文学生产体制，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的话语权力的重构，因此呈现出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对旧的“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替换，从而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80年代主流政治话语之间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共谋关系。而这种在去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上展开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研究，也从侧面再次验证了福柯的说法：“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所以，人文学科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B39

注释：

①施蛰存：《“文学史不需‘重写’”》，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引自http://www.millionbook.com/xd/s/shizhecun/szcw/107.htm

②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

③B20［美］David T.Roy，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原载波士顿1961年4月13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第3页，第3页。

④［美］Perry Link(普林斯顿大学)，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封底。

⑤B22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第5页。

⑥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

⑦⑨B38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32页，第32页，第33页。

⑧郑树森：《夏公与张学》，《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⑩龚鹏程：《小说的道路——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陈义芝编《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B11王海龙：《西方汉学与中国批评方式》，《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B12丁尔纲：《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