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想象的叙述——论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

三、王德威：“晚清现代性”文学史思路 王德威最见功力，也是反响最大的一本学术著作是《被压抑的现代性》。在这本书中，虽然王德威自己反复强调‘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但同时他又说“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可见，王德威与夏志清一样，也是有一种重构文学史的理想与冲动的。只不过夏志清立足于英美大传统，更多地将他的关注目光朝向“五四”新文学的“世界向度”，而王德威则将眼光投向历史，强调“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向度”——晚清文学。全书以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小说、狭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为例，论述了其众声喧哗，嘉年华式的现代性特征。“狭邪小说”寓教于恶，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影响深远；侠义公案小说则暗暗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论述；谴责小说以一种嘉年华会狂欢式的举措，弹冠相庆那些本该谴责的，并影响了老舍，张天翼，钱钟书等后代作家；科幻小说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展开对传统和西方的“知识”和”真理”的论述。这四个文类已经指明了20世纪中国‘正统’现代文学的四个发展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真理等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这些范畴的形式性的琢磨。”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它以其空前的推陈出新 为其后的中国文学开创了多种的可能性。循着这样一条线索，王德威对“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未能继续深入探讨晚清文人开创的各种可能性，而是将文学传统简单归纳为“感时忧国”并强烈排斥其他意义指向的作品颇感遗憾。的确，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五四以后的文学叙述都在有意无意间与国家叙述渐行渐近，主体创作意识也逐渐成为了群体机器的附庸。 王德威循着“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思路，凭着后见之明，为“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铺陈起承传合的逻辑，不仅重审了“五四”典范，而且在典范之外的花花世界中找到了一条想象之中的更为丰富的文学史线索。 四、周蕾：女性位置思考文学史 周蕾于90年代出版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是一部在海内外汉学研究领域中影响很大的论着。作者从自己的族裔背景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和质疑现有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并且把“妇女”看作是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最佳切入点，分别批评已经确立的“五四”经典、文学批评、西方汉学和西方的理论霸权。从而也补充了现有的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文学史格局。“妇女”一词并没有把作者的论述局限在传统所认为的女性主义批评的范畴之内，而是高屋建瓴地统摄整个文学史。在第一章，她通过复杂的电影理论的应用，分析出来一种独特的观看中国，观看中国文学的方法，那就是“阴性特质”的概念。从而将整个的中国置于“妇女”的关照之下，站在后殖民主义批判的立场之上，把“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学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是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 那么何为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呢？归而言之，即是：女性等同于被观看，等同于低下和贬值，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被忽视被贬损是由于长期以来，鸳蝴派文学一直被认为是陈旧的，反动的，落后的，宣传腐朽的封建思想的沉渣旧作；“五四”经典作家也善于把女性身体当做承载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载体，更以一种救世者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排除女性复杂心理，以此为代价完成他们对新的国族身份的想象。总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中，女性总归是一个被忽视者，她们要么成为男性作家表达其观念的载体，要么被粗暴地删减为安放其灵魂的古老栖息地。因此周蕾从女性立场出发，提倡重读鸳鸯蝴蝶派小说，同时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那些在历史上获得崇高文学地位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并不崇高的面向，也反向指出我们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标准去重新评价那些曾被忽略、误读或边缘化的女性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五、总结 可以看出，这些海外学者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自己的评价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文学史叙事他者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史叙事。倡导一种日常化叙事方式，从而打破僵局。无疑，与国内的一些学院派学者相比，在系统而准确地吸收各种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方面，海外学人有着某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尤其是由于现代中国大陆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国内学者深陷其中，必定无法脱离政治，文化等因素而进行纯粹的学术与文学创作。而海外学者置身于这些风起云涌之外，冷眼旁观，就有了某种超脱的立场。因此，近年来，他们应用文本细读，新批评等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种经典或是非经典的文本进行“在解读”，再再引起大陆学界的侧目和重视。然而，笔者认为虽然他们娴熟地掌握了各种西方理论，对文本也分析得细致入微，想象新奇，但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与这些文本背后的写作背景知之甚少，因此就少了很多感同身受的历史感悟，同时文化语境的不同，文学经验的匮乏以及有意或无意间的政治偏向，使得他们的文学见解不时呈现出某种盲目的过度阐释的嫌疑。从晚清到“五四”，再到30年代以迄现在，我们大抵可以依照史料勾勒一个或数个文学由旧翻新的“情节”，这些海外学人与中国的真实历史擦肩而过，他们乐于想象在时间的折缝中，有无数的契机闪烁而过。那些成为历史的情节，或许是出于很多的因缘际会，但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可能性。因此，它们的叙述是基于“想象”之上的。我们在借镜他们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之时，不能一味唯洋是尊，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尊大。良性互动才能为我们的研究视域提供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4]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