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五四时期为例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作张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与别致的审美对象；翻译文学的选择，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又对新文学有所增益；文学翻译是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就；翻译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启蒙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诸多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乃至历史进程。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翻译文学，最早可以追溯至《左传》等古典文献里的零星记载。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盂兰盆经》等堪称佛教文学的代表作。近代翻译文学开始把外国文学作为文学来翻译，但是，存在着一些影响翻译文学质量及其发展的问题，譬如：以“意译”和译述为主，其中根据译者感情好恶、道德判断及审美习惯而取舍、增添、发挥、误译、改译、“中国化”（人名、地名、称谓、典故等中国化，小说译为章回体等）的现象相当严重；原著署名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不少译著不注明著者，或者有之但译名混乱，还有一些译著也不署译者名①；译作中只有少数用白话翻译，大多数与代表性成果则为文言；各种文体不平衡，小说居多，而诗歌、散文较少，话剧更是寥寥可数。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迈进了一个新纪元。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发表阵地星罗棋布，读者群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翻译文体渐趋丰富，白话翻译升帐挂帅，翻译批评相当活跃，翻译质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史家意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把翻译文学列入文学史框架，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4月）与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分别将“翻译文学”列为第8章与第7章，田禽的《中国戏剧运动》（商务印书馆1944年11月）第8章为“三十年来戏剧翻译之比较”，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9月）也注意到抗战时期翻译界的“名著热”现象。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翻译文学却反而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截止目前，有220种以上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通史性质的著作中，没有一种为翻译文学设立专章；有的著作只是把翻译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背景来看待，而当述及第二、三个十年时，就看不见翻译文学的踪影了；有的著作述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梁实秋、卞之琳、周立波、穆旦等著译均丰的作家时，对其翻译只有寥寥几笔，述及沈从文、丁玲、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贺敬之等作家时，对其所受翻译的影响，也是一笔带过，而没有把翻译文学的建树及其影响放到文学史整体框架中来考察。饶有意味的是，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②，魏晋南北朝文学与近代文学部分，分设“佛经翻译”与“近代翻译与翻译文学”专章，而现当代文学部分，本来占有更为重要地位的翻译文学，却连专节也没有。

翻译文学为何受到冷落?究其原因，或许与翻译文学研究较为繁难有关，它需要研究者最好要懂至少一门外语，要有宽广的世界文学与文化视野。另外，大概也有学科划分过细的缘故，现代文学界把翻译文学让给了比较文学界。后者对现代翻译文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80年代末以来陆续推出一些成果，譬如：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脉络，介绍并评价了重要翻译家与社团、刊物、出版社的建树，注意到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副标题标明“‘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6月），对1917—1918年的翻译稍有涉猎；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为第一本现代翻译文学专史，既有历史脉络的勾勒，也有重要译者与国别文学的翻译情况；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等，也在国别文学翻译研究上有所建树。

现代文学界之所以忽略翻译文学，深层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学科初创期，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政治上强调独立自主，反封锁的同时容易走向封闭保守，社会心态自豪之中不无自大，回首现代文学历史，成绩斐然，有意无意地回避外国文学的影响，忽略翻译文学的价值。初创期的认知模式一旦形成，便沿袭为学科惯性，影响至今。二是翻译文学的属性问题一直是个悬案，外国文学界认为翻译文学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从“血缘”上予以排斥，这样就把翻译文学推到边缘化的位置。如果不是近年来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得到鼓励，前面列举的现代翻译文学研究成果也未必能够出现。

翻译文学的属性到底怎样，在理论层面姑且不论，就历史层面而言，现代翻译文学硕果累累、影响巨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现象，文学史研究怎么能够视而不见，或者拱手让人呢?本文即以五四时期为例，论述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前驱者对翻译价值的认识

较之近代，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沈雁冰把翻译视之为当下最关系新文学

前途盛衰的一件事③。郑振铎对此论述更多，《翻译与创作》中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再次强调指出：“就文学的本身讲，翻译家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的责任的，却是翻译家。”他举出威克立夫的《圣经》译本被称为“英国散文之父”，路德的《圣经》译文是德国近代文学的基础，俄国文学史上翻译事业对于俄语的形成乃至俄国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明翻译家对于本国文学建设是如何的重要。他在《俄国的诗歌》中，又拿几个以翻译著称的诗人为例，充分肯定“灌输外国的文学入国中，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④。郑振铎多次说过翻译之于创作不仅仅为“媒婆”而止，《翻译与创作》中将其比作哺乳的“奶娘”，还称之为开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在新文学前驱者看来，通过翻译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汲取营养滋补新文学。

一是文学观念。传统文学观念中载道教化占有重要地位，新文学前驱者意识到，要想完成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将家族主义、奴性主义等之“道”置换成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现代之“道”，改变视文学为高兴时的游戏与失意时的消遣的观念，把文学看作一项表现人生、关乎人生的重要事业，并且真正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看待，把握其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必须大力译介外国文学理论。

二是文艺思潮。胡愈之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⑤中指出，“翻译文艺，和本国文艺思潮的发展，关系最大”。“新兴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和我国文艺思想，隔离尚远，惟有写实文学，可以救正从前形式文学，空想文学，‘非人'的文学的弊病。”五四时期认为引进写实主义是当务之急，但对其他文艺思潮亦有汲取。

三是文体建设。新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无论情愿不情愿、自觉不自觉，都必然有所承传，而对于外国文学却是自觉地从语体到文体多有借鉴。这种借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胡适主张“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⑥。曾朴赞同“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⑦。沈雁冰也说，“若再就文学技术的主点而言，我又觉得当今之时，翻译的重要实不亚于创作。西洋人研究文学技术所得的成绩，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或者一定要采用。采用别人的方法——技巧——和徒事仿效不同。我们用了别人的方法，加上自己的想象情绪……，结果可得自己的好的创作。在这意义上看来，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⑧。近代翻译文学已经使国人初步见识到新颖的外国文学样态及其所表现的异域风土人情，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对文学的思想启蒙要求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但在一些人眼里，新文学尽可承担启蒙的重任，而翻译文学则只是为创造中国新文学所做的准备；文学创作是终极目标，而文学翻译则不过是权宜之计。这实际上轻视了翻译的价值。时在日本的郭沫若，正处于创作热情高涨期，加之年轻人的敏感，因为自己的创作在报上发表时被排在翻译的下面，便发出了“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的感慨。他认为，“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⑨。十分看重翻译的郑振铎，在题为《处女与媒婆》的短文中，对这种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他们都把翻译的功用看差了。处女的应当尊重，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翻译的性质，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大功用却不在此。……就文学的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又多一个慰藉与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如果在现在没有世界通用的文字的时候，没有翻译的人，那末除了原地方的人以外，这种作品的和融的光明，就不能照临于别的地方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稍后，他又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中指出：“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他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⑩在1922年8月11日《文学旬刊》上的《杂谭》中，他再一次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

郑振铎一再强调翻译文学对于精神建设的重要价值，这正体现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特征。这种见解并非郑振铎的个人看法，而是新文学先驱者的共识。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明确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他在主持《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一年之际，回顾说：“我们一年来的努力较偏在于翻译方面——就是介绍方面。时有读者来信，说我们‘蔑视创作'；他们重视创作的心理，我个人非常钦佩，然其对于文学作品功用的观察，则亦不敢苟同。”要追

寻永久的人性，沟通人间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并非一人乃至一国作家所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来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11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12中，他再次强调：“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五四时期的翻译实践的确如此。鲁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就是想借此唤醒彼此隔膜、无端仇视的国民；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而是觉得“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鲁迅想借此让“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肿痛，以便获得割治肿痛的“痛快”，防止“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13。五四时期的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译者视野、通过翻译而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就是因为其中表现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正为新文化启蒙运动所急需。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与现代启蒙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8月12日《京报》“青年之友”里有一篇文章说，“凡是翻译的文学，只足供研究文学的人的研究资料而不能尽文学的真正任务——儿童文学尤其不是翻译的文学所能充当”。当月2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1号发表署名春的《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对此质疑道：“翻译不过是把文学作品的形式，变换一下，至于作品里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经过一度翻译之后，是决不会全然消失的；便是作品里的情调，风格，韵律，要是译得好，也往往能保存到八九分。那么翻译出来的东西，为什么竟‘不能尽文学的真正任务'呢?难道神曲的英文译本，浮斯德的法文译本，罪与罚的德文译本，都只是‘研究文学的人的研究资料'，不能算为一种文学作品吗?”接着，作者以《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鲁滨逊漂流记》为例，说除了本民族能够阅读原本以外，全世界大多数儿童所读的都是译本，难道那些译本都不能成立吗?人类的思想感情有相通的地方，儿童尤其如此，儿童文学不应有国界的分别。中国的问题，不是翻译过多了，而是嫌少，所以，他呼吁“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文化前途”，应该多多翻译西洋童话。文章虽然是从儿童文学切入，但触及了对整个翻译文学功能的认识。在新文学前驱者看来，翻译文学可以作为创作的准备，也能够充当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与精神启蒙的工具，但其功能决非仅仅如此而已：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类普遍价值，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魅力。

三 翻译文学的选择

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周作人在《〈点滴〉序》里说，这部集子所收译作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14。考虑到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把人道主义界定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那么，《点滴》的主旨就涉及了通常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岂止一部《点滴》，整个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都表现出这种倾向。“易卜生热”、“泰戈尔热”、“拜伦热”与“俄罗斯文学热”均源于此。儿童文学翻译盛况空前，安徒生、格林、王尔德、小川未明等人的童话，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儿童文学名著等大批地译介进来，也是因为由“人”的发现而意识到了“儿童”的独特性。

鸦片战争以来愈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败于从前的学生日本手下，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感，开始注意到《黑奴吁天录》这样的反抗民族压迫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中国所参加的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但并没有改变中国饱受列强侵夺的地位，于是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而后又由一系列惨案激起“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

周作人曾与鲁迅一道通过《域外小说集》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显克微支十分推重，曾经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不少译坛健将都在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方面投入精力。如沈雁冰就译过爱尔兰、犹太、乌克兰、匈牙利、波兰、捷克、克罗地亚、阿根廷、尼加拉瓜、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巴西、土耳其、埃及、黎巴嫩、智利等国的作品。译坛新人也不甘落后，王鲁彦1926年出版了译著《犹太小说集》，1928年又结集出版了《显克微支小说

集》与所收多为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等国作品的《世界短篇小说集》。

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呈上升趋势。1915年10月《新青年》第1卷第2号刊出泰戈尔的《赞歌》之后，隔了两年多，自1918年6月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起，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多了起来，所属有印度、挪威、芬兰、丹麦、波兰、犹太、亚美尼亚、爱尔兰等。《小说月报》全面改革以后，有意识加强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沈雁冰在第12卷第6号《最后一页》中表示：“我们从第七期起欲特别注意于被屈辱民族的新兴文学和小民族的文学；每期至少有新犹太、波兰、爱尔兰、捷克斯拉夫等民族的文学译品一篇，还拟多介绍他们的文学史实。”《小说月报》实践了这一计划，翻译的作品来自波兰、挪威、匈牙利、印度、犹太、亚美尼亚、阿富汗、捷克（波西米亚）、乔具亚（格鲁吉亚）、新希腊、芬兰、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智利、巴西、安南（越南）等。1921年10月10日出刊的第12卷第10号特辟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集中推出一批成果，更是表现出新文学阵营的鲜明态度。这一期出版以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响。1921年11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署名C的《介绍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文章说：“人类本是绝对平等的。谁也不是谁的奴隶。一个民族压伏在别一个民族的足下，实较劳动者压伏于资本家的座下的境遇，尤为可悲。凡是听他们的哀诉的，虽是极强暴的人，也要心肝为摧罢!何况我们也是屡受损害的民族呢?”“我们看见他们的精神的向上奋斗，与慷慨激昂的歌声，觉得自己应该惭愧万分!我们之受压迫，也已甚了，但是精神的堕落依然，血和泪的文学犹绝对的不曾产生。”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大力译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爱尔兰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致力于创建爱尔兰民族戏剧，作品多有反抗外来统治、主张民族独立的内涵。独幕剧《月出》作于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1907年，写一名当时隶属于英国政府的爱尔兰警官在码头识破扮作流浪艺人的越狱者（抵抗运动领导人）身份，抓捕越狱者的官方职责与民族同情心、民族独立意志发生冲突，警官最后放弃了逮捕。这个剧本引起中国翻译界与戏剧界的注意，五四时期有爽轩据此改编的《月出时》，收入凌梦痕编著《绿湖》第一集（民智书局1924年2月），后来又有黄药眠译本《月之初升》（上海文献书房1929年5月）、陈鲤庭编译、陈治策改编的《月亮上升》（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5月）等版本问世。抗战时期，舒强、何茵、吕复、王逸据此改编的《三江好》（武汉战争丛刊社1938年1月）广为传播，演出反响强烈15。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旨是反帝反封建，实际上，表现在创作方面主要是以个性解放、人性解放与女性解放来反抗封建礼教与专制社会，而翻译则是反帝反封建并重，换言之，反帝的主旨主要体现在翻译方面，即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方面，借他人之酒杯浇我中华民族饱受压迫与屈辱之块垒。说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根据之一。

四 翻译文学的成就

正是由于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读者有强烈的需求，举凡五四时期重要的报刊，很少有不刊登翻译作品的。“译文”、“译丛”、“译述”、“名著”等五花八门的翻译栏目与各种重点推介的“专号”、“专辑”，成为报刊吸引读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新青年》从其初名《青年杂志》开始，就注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923年6月改为完全政治化的季刊之后，仍旧发表译文，只不过内容变成《国际歌》等政治性的作品罢了。《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曙光》、《新社会》、《人道》、《努力周报》等综合性刊物，翻译文学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文艺性杂志与报纸副刊，翻译文学更是占有大量篇幅。出版机构也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园地，单部译著的出版已嫌不够，推出丛书演成风气。《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少年中国丛书》等影响较大的丛书中，翻译占有重要分量，更有一些翻译文学丛书竞相问世，如《未名丛刊》（北新书局、未名社等）、《近代世界名家小说》（北新书局）、《欧美名家小说丛刊》（北新书局）、《世界名著选》（创造社出版部）、《小说世界丛刊》（商务印书馆）、《世界文学名著》（商务印书馆、上海金屋书店、北新书局）、《新俄丛书》（上海光华书局）、《欧罗巴文艺丛书》（上海光华书局）、《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上海开明书店）、《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上海朝花社）、《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商务印书馆）等，翻译及其阅读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发表与出版翻译文学成为新闻出版业的生财之道和与时俱进的表征。

翻译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林纾、伍光建、曾朴等译界前辈余勇犹在，留学浪潮与国内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莘莘学子踊跃上阵，胡适、鲁迅、周树人、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赵元任、李青崖、谢六逸、沈泽民、张闻天、夏尊、陈大悲、欧阳予倩、陈望道、李劫人、

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大、田汉等新文学前驱者更是译海弄潮儿。五四时期社团蜂起，百家争鸣，不仅有新文学激进派与保守派、中间派之争，而且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无论社会发展观、文学观及审美取向有着怎样的歧异，文学翻译是五四时期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翻译者对文学翻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无量的心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见之于报刊的译作之多简直难以尽数，出版的译著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520种以上。

创造社的刊物，最初的《创造》季刊译作所占分量不大，《创造周报》有所增加，连载郭沫若翻译的《查拉图司屈拉》等，《洪水》载有张资平、达夫、韵铎、陶晶孙等的译作。创造社成员的译著有郭沫若译施笃姆《茵梦湖》（与钱君胥合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波斯莪默?伽亚谟《鲁拜集》、《雪莱诗选》、尼采《查拉图司屈拉钞》等，田汉译王尔德《莎乐美》、莎士比亚《哈孟雷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菊池宽《海之勇者》与《屋上的狂人》、武者小路实笃《桃花源》、《日本现代剧选》、梅特林克《爱的面目》等，张资平译日本短篇小说选《别宴》，徐祖正译岛崎藤村《新生》等。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成绍宗、张人权译都德《磨坊文札》，郭沫若译高尔斯华绥《法网》、《银匣》，郭沫若与成仿吾译《德国诗选》，曾仲鸣译法朗士《堪克实》，孙百刚译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等，尽管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编辑余谈》里说创造社“没有划一的主义”，而且后来在其发展中也确有多种声音，但总体上，其翻译与创作一样，流露出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

新月社偏重西欧文学的翻译，如陈西滢译法国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徐志摩译德国哥斯《涡堤孩》、英国曼殊斐儿《曼殊斐儿》（与西滢合译）、《曼殊斐儿小说集》、法国伏尔泰《赣第德》、爱尔兰占姆士《玛丽玛丽》（与沈性仁合译）等。

未名社侧重于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未名丛刊》收翻译作品23种，其中17种为俄罗斯文学，五四时期翻译的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十二个》、《穷人》、《外套》、《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往星中》、《工人绥惠略夫》、《黑假面人》等。

就社团而言，成绩最大而且最能显示出五四时期海纳百川般广阔胸襟的当属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计划性较强，《小说月报》先后组织了“俄罗斯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两个号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非战文学号”、“泰戈尔号”（上下）、“安徒生号”（上下）等专号，拜伦、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等专辑；此外还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甫（通译契诃夫）、莫泊桑、法朗士、霍甫特曼等“文学家研究”与“檀德六百周年纪念”（檀德，通译但丁）等专栏。当意识到某些方面需要加强时，便组织相关栏目、译作予以推动。据初步统计，《小说月报》12卷到18卷，译介了35个国家的270多名作家的作品；此外，刊出206条“海外文坛消息”，还有“欧美最近出版文艺书籍表”、“现代文坛杂话”、“近代名著百种述略”等。《文学周报》（初名《文学旬刊》）1卷至9卷（1921年5月10日创刊到1927年底），发表的翻译作品在300篇以上。除了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等刊物译介之外，文学研究会还组织出版了多种丛书。《小说月报丛刊》（1924.11—1925.4）60种，其中译著31种（含著译混合、但以翻译为主的3种）。《文学周报社丛书》28种，其中译著1926—1927年8种，1928年3种。《文学研究会丛书》最初计划出书83种，其中译著71种，编著外国文学史与泰戈尔研究10种16。后来实际出版的有107种，其中译著1921—1927年46种，1928—1939年16种17。众多社团、流派、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总体上对从古至今的东西方文学都有涉猎，视野十分广阔。从时段来看，以18世纪以来的文学为主，最近延伸到与五四时期同步的俄苏赤色文学；远的则有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均有翻译，其中莎士比亚剧作较多，有田汉译《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曾广勋译《威尼斯商人》、邵挺、许绍珊译《罗马大将该撒》、张采真译《如愿》（即《皆大欢喜》）等。

从国家、民族来看，既有如前所述的小国与被损害的民族，也有英、法、意、德、俄、美、日、西班牙等强势国家、民族。最初，英国文学翻译最多，1921年以后，俄罗斯文学翻译急起直追，在报刊上占有显著位置，尤其是1921年以后，增势迅猛，结集出版达85种，超过清末以来一直领先的英国，一跃居于首位。五四之前，东西方文学的翻译失衡，除了有限的日本文学翻译之外，译坛几乎是西方文学的天下。后来，东方文学的分量逐渐加重。日本文学的翻译剧增，结集出版的就有大约40种。东亚还有安南（越南）民歌、《高丽民歌》等。南亚有刘半农译印度Paramahansa《我行雪中》等诗，郑振铎编译《印度寓言》，焦菊隐译《沙恭达罗》第四、五幕（题名《失去的戒指》），泰戈尔翻译更是一度形成热潮，1920—1925年间报刊发表其作品翻译230余篇次，出版其译著16种，近30个版本。西亚有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作品的多种翻译（胡适、郭沫若、刘半农等译）。阿拉伯文学还有黄弁群、吴太玄据《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编译的《秘密洞》，雁冰译纪伯伦《圣的愚者》等。犹太文学翻译，除了包含在《新旧约全书》（由基督教新教会主持，中外教徒、学者集体翻译）中的文学部分之外，还有赤城译《现代的希伯来诗》、沈雁冰等译《新犹太小说集》、《宾斯奇集》等。

从创作方法来看，既有现实主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易卜生、萧伯纳等）、自然主义（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霍普特曼、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浪漫主义（歌德、席勒、雨果、梅里美、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惠特曼等），也有古典主义（莫里哀、拉辛、拉封丹等）、象征主义（梅特林克、勃洛克等）、表现主义（斯特林堡、恰佩克、尤金?奥尼尔等）、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波德莱尔、王尔德、罗瑟蒂、佩特、道生等），以及多种创作方法交织融会、色彩斑驳的众多作家。

从文体形式来看，既有近代西方文论公认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四大体裁，也有理论、批评与作家传记、评传等文类。小说中，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抒情小说，诗意小说，叙写自我心境、身边琐事的“私小说”，科学小说，寓言小说等。诗歌中，有自由体诗，十四行诗，小诗，史诗，民歌，国歌，校歌，散文诗等。散文中，有抒情散文、随笔、札记、杂感、讲演、日记、科学小品等。戏剧中，有话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木偶剧，狂言（日本讽刺小品剧），歌剧，电影剧本（如陈大悲译葛雷汉贝格《爱尔兰的野蔷薇》）等。儿童文学，有童话，寓言，故事，童谣，儿童诗，儿童剧，连环画，神话，民间传说，歌曲（歌词配曲谱）（如落花生译《可交的蝙蝠与伶俐的金丝鸟》）等。

从文类来看，雅文学固然占据主流位置，俗文学也没有被拒之门外。如美国通俗小说家巴勒斯1914年创作的《人猿泰山》，一问世即成畅销书。1923年3月23日至10月19日，《小说世界》1卷12期至4卷3期连载胡宪生译《野人记〈泰山历险记〉》，附插图多幅；1925年2月，此译本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三四十年代，又有多种单行本问世。其他如侦探小说、言情通俗小说等也有大量译介。

从艺术风格来看，有悲剧的凄怆、悲壮、庄严，喜剧的讽刺、幽默、诙谐，也有悲喜剧的复合色调；典雅华丽，质朴自然，深沉雄浑，轻盈飘逸，委婉曲折，爽直明快，阴郁晦暗，激昂明朗，等等，可谓千姿百态。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五 翻译文学的效应

翻译文学是在新文化启蒙运动背景下推向高潮的，这一背景决定了诸如对象的选择、时间的先后等翻译策略，也势必产生精神启蒙的积极效应。《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号”带动起一股“易卜生热”，热潮从翻译界放射到社会上，成为女性解放、个性解放的动力源。勇于争取自身权利的娜拉成为女性解放的一个共名、一面旗帜。年轻女性在娜拉出走行动的感召下，大胆反抗封建礼教、逃离家庭专制樊篱的事例不胜枚举。鲁迅《伤逝》女主人公子君宣言似的话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是娜拉在中国的投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惹动了多少少男少女春心荡漾。“拜伦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翻译，同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中狂飙突进般的激进情绪互为因果，壮大了除旧布新的声势。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村题材文学的翻译，为中国的“新村主义”仰慕者提供了崇拜的偶像。“泰戈尔热”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起，由泰戈尔1924年四五月间访华而陡然高涨，对于抚慰在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下失去心理平衡与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不啻于一剂良药。俄罗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的翻译，唤起了读者的深深共鸣，平添了反抗专制的勇气和力量。赤俄文学的翻译更是激荡起革命的情绪。出自列悲、郑振铎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笔下的《国际歌》多种译本，鼓舞着几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浴血奋战。

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文学。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前驱者，大抵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现代白话文学语体。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有时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胡适的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堪称《尝试集》中最早成熟的作品与最出色的作品。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鲁迅1919年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尚嫌生涩，甚至还有误译，而到了1922年翻译的《桃色的云》，就变得圆润晓畅起来，1927年翻译的《小约翰》，则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与此相应，他的创作文笔也逐步走向圆润、老练、丰富。比较一下《呐喊》与《彷徨》、《故事新编》，五四初期杂文与后来的《野草》、《朝花夕拾》乃至30年代杂文，其

语言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文学翻译推动白话作为新文学的语言载体迅速走向成熟，实现了胡适所设定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它不仅有利于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为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

在翻译文学的启迪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艺术形式得到极大的拓展。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走上文学舞台，女性世界得到本色的表现，个性与人性得以自由的伸展，心理世界得到深邃而细致的发掘，景物描写成为小说富于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审美打破中和之美至上的传统理想，呈现出气象万千的多样风格。自由体诗、散文诗、絮语散文、报告文学、心理小说、话剧、电影剧本等新颖的文体形式，在中国文坛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著作的翻译，为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翻译还为中国文坛打开了一个新奇绚丽的儿童文学天地，儿童乃至成人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品味审美怡悦自不必说，作家也从中获得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范型和艺术灵感产生的媒质。可以说没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翻译文学与在其影响下茁壮成长的新文学一道向世界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正在追赶世界文学潮流，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翻译不仅锻炼了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代新文学先驱，而且培养了一代新作家，王鲁彦、李霁野等就是从翻译开始文学生涯的，翻译作品还为丁玲、路翎等几代文学青年提供了创作的范型，引导他们走上了文学道路。

翻译文学在为读者展开广袤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读者把文学仅仅视为欣赏消闲的心理惯性，培养了适应现代社会的读者。翻译文学的读者群由学生青年扩展到普通市民，读者从新鲜的感召到由衷的喜爱，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寻求。现代中国的文化水平、话语方式乃至精神面貌，都或显或隐地与翻译文学的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翻译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

六结论

正是由于译者对翻译的倾心投入，翻译与创作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文学前驱者每每把二者平等相待。郑振铎在1922年5月11日《文学旬刊》第37期新辟的“最近的出产”专栏上发表《本栏的旨趣和态度》，把“出产”的范围界定为：“所谓文艺的出产自然把本国产——创作文学——和外国产——翻译文学——都包括在内。我们把翻译看作和创作有同等的重要。”朱湘在《说译诗》中说，英国诗人班章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情歌》，无论哪一种英诗选本都选入，其实它不过是班氏自希腊诗中译出的一首；近世的费兹基洛译波斯诗人莪默迦亚谟的《茹贝雅忒》，在英国诗坛上广有影响，有许多英国诗选也都将它采录入集。他以此为例，指出：“由此可见译诗这种工作是含有多份的创作意味在内的。”18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新诗社编辑部编辑、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初版的《新诗集》（第一编）里，就收有孙祖宏翻译的《穷人的怨恨》、沫若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王统照翻译的《荫》。同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也收入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哀希腊歌》、《墓门行》。1952年，胡适编选《尝试后集》时，仍然把白郎宁的《清晨的分别》、《你总有爱我的一天》、葛德的Harfenspieler《别离》、《一枝箭，一只曲子》、薛莱的小诗、《月光里》、莪默（OmarKhyyam）诗、Michau诗等译诗收入其中。赵景深诗集《乐园》也是著译兼有，收创作10首，译诗25首。周作人的散文集《谈龙集》收有译作《希腊神话引言》、《初夜权引言》，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收有译作《鹞鹰与芙蓉雀》、《生命的报酬》。现代第一部创作小说集《沉沦》里，也收有歌德《迷娘的歌》的译文。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序一》中这样说明集子里收录三篇译文的理由：“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二三十年代影响较大的几套丛书，译著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小说月报丛刊》收译著32种，占53.3%；《文学周报社丛书》收译著12种，占42.9%；《文学研究会丛书》收译著61种，占57%。由此可见，在新文学前驱者看来，翻译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说：“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这句话道出了他将翻译文学纳入新文学史的原因。实际上，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重要工作，并非止于新文学初创期，到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都是如此。

对于现代精神启蒙，对于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的示范引导、现代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

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翻译文学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译文学不仅仅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而且从对象的选择到翻译的完成及成果的发表，从巨大的文学市场占有量到对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都作为走上前台的重要角色，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构建和民族审美心理风尚的发展，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翻译文学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参照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33—43页。

②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

④1922年2月1日《民铎杂志》第3卷第2期。⑤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⑦《病夫复胡适的信》，《真善美》1卷12号。

⑧11《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1921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

⑨转引自郑振铎《处女与媒婆》，1921年6月1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号。⑩1921年7月《改造》杂志。

121922年8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5号。

13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北京未名社1925年12月版。

14《点滴》，周作人辑译，北大出版部1920年8月版。

15参照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40页。

16《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

17此数字据贾植芳、苏兴良、刘裕莲、周春东、李玉珍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另据《新文学史料》1979年5月第3辑重刊《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的编者注，该丛书共125种，其中创作54种，翻译71种（小说30种、戏剧20种、文艺理论10种、诗歌3种、散文1种、童话和寓言等7种）。

18《文学周报》第290期，1927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