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

【内容提要】 伪满洲国文学进入文学史，不是因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而是缘于一方面其介入文学史将会重构文学史写作的结构框架，从而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其能够提供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文学范例。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对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将引导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长远的学科建设具有意义。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伪满洲国文学文学史文学事实

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怎么写”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有新的研究视野展开、新的研究线索呈现。其中既有文学观念、阐释概念层面上的更新，也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由此生发出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模式。 一些学者试图调整文学观念、阐释概念，重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例如有人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有机整体观，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人为界限，把整个“20世纪”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创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而“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解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民族国家神话的宏大叙事，解决了文学如何与政治相疏离的问题。和此观念相关联的直接结果是让文学回归文学本体，一些文学史的叙事开始着眼于以“文学性”为标尺，重新为现代作家作品排列座次，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一路飚升。随着文学观念的调整，许多研究者着眼于多样化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迅速扩充。现代文学版图中的许多隐而未现的领域浮出地表，如海外华文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地方性文学、旧文人文学、汉译文学、殖民地文学以及过去没有涉及到的报章作家作品、墙报、广告文本等，当所有文本——不仅是“精英”作品——都登上了文学史的殿堂，我们原有的受制于多种因素的现代文学史描述受到极大的冲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相辅相成，研究者不能再拘泥于文学风格分析或意识形态定位等研究技巧，而是借助于从西方引进的符号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提供的观察视角，开始在文本、文化、思想、宗教、经济、传播、媒介、性别、地理政治等广阔层面探索各种文本的文学史意义。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逐渐向文化研究靠拢。 近2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经解构了建国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学史叙事模式——以年代为框架、以构建民族国家的左翼文学为基础、以意识形态定位为标准、以作家和作品风格为主要概念，开启了多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显现了现代文学史内在的复杂性和张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这些极富意义的解构不等于富有意味的重构。浸淫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仅就文学本体展开叙事，回避“非诗性”、“非文学性”的文本，就难以清晰的面貌区别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而执著于多样化的研究，多样性的后面有着更多的多样性，现代文学史在时段、作家和区域文学等各方面跨度不断增大，显然没有一个文学史系统能够囊括所有的维度；此时，如果没有对文学史学科自身的反思，没有形成自身系统的方法论和操作规则，现代文学史就会变成一个不断膨胀的叙事篓子，其自身何以存在都会令人怀疑。“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怎么写”仍然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在当下文学史写作过于繁荣的背景下，尤有必要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因此，本文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怎样写的问题，希望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反思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内在框架和操作概念的内涵。

二

公元1932年，即中华民国21年，在中国的东北又有了一种新的纪年表述方式——大同元年，这种纪年方式，一直持续到公元1945年，即中华民国34年，以康德十二年的名称结束。在这种奇特的时间记录控制下的空间历来被命名为“关外”，因为一座巍峨的建筑物把它与广袤的中原地区（“关内”）分开。这个异态时空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炮制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长达14年，政治黑暗，经济掠夺，文化入侵，民不聊生。尽管如此，这个区域同样生活着以写作为志业的人群，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这些作品庄严与无耻共存，闲情与媚颜同在。有反抗的文字，有记录粗砺生存时空的文字，有寄托社会理想的文字，也有安慰、麻醉自己的文字，还有依附于非法当权者甚或向其谄媚的文字。这些作品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内心状态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致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 伪满洲国时期的写作主体的国族身份和作品语种呈现多重复杂性。伪满洲国时期的写作者们，身份各异，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国族，主要有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左翼作家群、日系作家群、俄系作家群②、流寓作家群、帝制大臣作家群，其中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和日系作家群是当时东北文坛的主力，其内部结构也最为复杂。［1］这些写作者们的作品形态各异，大部分是各种态式的新文学作品，也有各式旧体文学，还有大量的非汉语写作：日语、朝语、俄语、德语等。③ 其中新进作家和日系作家交往较为密切，他们有时相互协作，创办同人文学期刊；或相互支持，在彼此的同人刊物上发表作品。新进作家有用日文写作发表于日文杂志，日系作家也有用汉文写作发表在中文杂志上，更多的是两种语言的互译作品，还有两种语言并置的文学期刊。 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创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山林实话·秘话·谜话。［2］“山林实话·秘话·谜话”是当时伪满洲国的流行文体，大众通俗杂志、报纸副刊类都有刊登，并且占很大篇幅。这种文体以实有之事为底本，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描绘，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其中与众不同且有文体探索意味的是：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这种文学样式借东北独特风物展开想象，以东北变幻莫测的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开启了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和表现方法。山林实话·秘话·谜话的主要作者为睨空和白俄作家拜阔夫④。睨空的《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吉林韩边外兴衰记》、《九盘山的二毒》等作品，都是颇有影响的山林实话·秘话·谜话。《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以东北传奇人物韩边外的发迹过程为主要内容，融故事传说、说明文字、小说笔法、童话、神话、人间传奇于一体，事实和虚构之间变幻莫测，虽接榫还有些生硬，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给读者以新奇感。如，白俄作家拜阔夫的一系列以动植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实话·秘话·谜话极受大众欢迎。《满洲的树海》、《伟大的王》、《白光》、《呼哨的密林》、《牝虎》等作品还被译成日文以及英、法、德、意大利、捷克、波兰等文，“欧洲出版界在1936-1940年间对于这些书，给了很好的批评，认为可以和屠格涅夫、吉普林、伦敦、古比尔、及麦因利达各名人的佳作相比拟。”［3］ 这种文体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德国自然科学家爱德华·阿纳特所著《满蒙探秘四十年》的影响。当时近泽书房刊行了李雅森翻译的《满蒙探秘四十年》，此书是阿纳特40年勘察东北密林的记录，其中有动物、植物、外星人、怪教徒等神奇故事。另外，当时东北北部还有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和自然相互依存，关于动植物的灵异传说很多，这些传说也启发文人的创作灵感，形成了这种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又突破各种文体的规定性的文本。 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还彰显两个不得回避的文学之“恶”的问题：“庄严与无耻并存”和“附逆作品”。⑤ 庄严与无耻并存，是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一边是严肃的文学创作，一边是为所谓的“满洲国”、“大东亚战争”振臂高呼。当时《青年文化》、《艺文志》等文学杂志既刊登了大量的质量上乘的新文学作品，促进了东北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刊出了一些“时局”作品，为建设并促进“协和精神”和“大东亚战争”做出了“贡献”。新进作家爵青既创作了《艺人杨崑》、《男女们的塑像》、《哈尔滨》、《喷水》等探索小说，同时还发表了《决战与艺文活动》、《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所感》等汉奸言论，这些殖民地知识分子相互矛盾行为背后有着复杂的、扭曲的心灵。附逆作品以“献纳诗”和“时局小说”为主。伪满洲国时期长达14年，其间各种身份的文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写过和“国策”和“时局”同步的附逆作品。《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满洲学童》、《艺文志》等杂志中都有此类作品刊登。这些作品借“文学”之名，却秉承权力者意志直奔“主题”，尽管也有少量作品注重了修辞和可读性，像古丁的小说《下乡》和任情的童话《小孙悟空》等追求了“形式”美，但这些作品缺少文学的灵魂——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存在。

三

以上是伪满洲国文学图景中的几个侧面。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学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在几十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都轻易地被略去，偶尔提到，也淹没在“沦陷区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或以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代替；还有的文学史采取最简单化的办法，一概斥之为“敌伪文学”、“汉奸文学”，致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编写及教学中，对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学事实缺少描述。 由此可以显见的结论是，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进行考察，可以补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缺失的板块。正视文坛上特殊语境下的特殊文学事实的存在，是全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过的实际问题，一概地棒杀或是完全无视其存在，既不该是学术研究者的态度，也割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块重要领域。1932－1945年东北地区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文学事实，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能被忽略的环节，对其描述和评判，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非常有益的补充。 然而，上述理由也不足以成为“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的充分条件。从多个角度来看，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十分必要，但作为个案或地方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其价值体现在多方面，而不仅仅也不该以进入文学史为标尺。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细部的文学事实考察，重新发掘了和解释了许多被主流文学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和区域文学等，这是令人欣喜的研究现象，但若这些研究发现的文学事实都争相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然没有一个能够囊括所有维度的文学史系统，且细部研究的背后还有更细部研究的文学事实。可见，“填补空白”的研究并不是进入文学史的理由。那么，新的文学事实或者说被现有文学史排除在外的文学事实何以能够进入文学史？这还必须对文学史学科自身进行反思。 文学史不是关于各种文学事实的历史拼图，可以无限扩充和更换各种文学事实，而是有着精密理论结构和完整逻辑体系的立体建筑。文学史当然要处理文学事实，但其处理的文学事实不是孤立的文学事实，而是在一个解释体系中、有着结构联系的文学事实，可以称之为逻辑事实或理论事实。也就是说，文学史的框架是由这些逻辑事实或理论事实构成，他们是立体建筑物结构中的事实，和其他文学事实相连，如若抽掉或加入这种类型的文学事实，就会动摇整体文学史构架，甚或造成文学史整体或部分的坍塌。在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结构中，鲁迅、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等就属于这样的结构中的核心点的文学事实。由此我们可以思考，若想重构现代文学史，一种可行的策略是增加或抽掉其中具有逻辑结构的文学事实。当然我们不是也不该以重构本身为目的，重构文学史是为了使文学史展现更丰富的面貌，在新的结构框架中，光与影的空间得以转换，多重景观才能呈现出来，而不是仅在一个僵硬的固定不变的文学史建筑物周边种些花花草草，或仅仅拾捡被摧毁的历史碎片。 伪满洲国文学在重构的文学史框架中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事实，而是具有内在结构联系的、具有逻辑和理论意义的文学事实，并深深蕴含在文学史整体构架中。伪满洲国文学和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相连，共同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殖民地文学景观，进而可以重新评定异族占领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如前文提到的伪满洲国文学中两个文学之“恶”的现象：“庄严与无耻并存”和“附逆作品”，对这些复杂斑驳文学事实的审视，可以看到异族统治下中国现代文学难堪的一面，“文学并不纯洁，它有过错，应该承认这点，”［5］而不是抹去这些“文学之恶”，抹去这些文学事实，表面上纯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象，但实质上却掩盖了殖民统治对人精神虐杀的事实。此外，就构建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思路而言，一种新的文学事实得以进入文学史，这种文学事实必须能提供新的文学典范或新的文学经验或新的文体风格。就这个思路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将触及文学史写作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问题，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里无法详细讨论。仅想表明，文学史写作都是与文学作品“经典化”及典范作品的标准制订相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有的文学史中树立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不完全是因为其卓越的文学性，当然“文学性”的概念具有巨大的模糊性。但笔者在此愿重提文学经典的核心内涵——创新。 伪满洲国时期的一种文学样式——山林实话·秘话·谜话具有多重创新意味，前文对此种文学样式的分析多呈现其文体创新——“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又突破各种文体的规定性”；这里还想表明其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独特表达。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受到束缚，伪政府的各种势力及其推行的文艺政策一直处在绝对的强势，而文学只能妥协和顺从才能生存。但此环境中的文学，其妥协和顺从并没有全部为“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和“国策”无关的韧性十足的不合作之路，山林实话·秘话·谜话就是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不同于“规范”之路而催生的文学样式之一种，在妥协、退让中维护了文学的尊严。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既有无奈的妥协也有积极的抗争，由此呈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妥协中的通俗文学，变体发展，且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 文学史的写作，除要关注总的构架，还要关心其研究领域和概念结构，以及操作概念的内涵。如果一种文学事实的研究能够提供冲击原有的文学史叙事的概念结构及内涵，这种自下而上文学个案事实的研究不仅应该进入文学史写作，而且可能对长远的学科更新将具有更内在的意义。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对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将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比如，前文提到的伪满洲国文学“写作主体的国族身份和作品语种呈现多重复杂性”。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连作为日本租借地关东州的中心不断发展起来，在大连的日本人不断增多，其中就有些文学爱好者自办刊物，进行文学创作。伪满洲国被炮制后，更是有大量的日本文人涌入中国东北。这些日本作家在伪满洲国的刊物上发表大量的或日文或中文的文学作品。在伪满洲国，除日系作家外，还有大量的俄系作家，如前文分析过的拜阔夫，以及朝鲜系、蒙系作家等。于此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的国族身份问题，流寓中国的他国公民用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且发表在中国的中文报刊上算不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汉译文学，算不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还有中国作家用异国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算不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这些问题引向新的研究领域，现有的文学史概念无法解释。因此，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询问、评判将对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做出修正。

注释：

①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CZW016“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②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评论界，称当时的文坛由满系作家、日系作家、俄系作家、鲜系作家和蒙系作家构成，以此应和“五族联盟”之说，但当时在东北的朝鲜人主要是用日文创作，蒙古人用汉文创作，本文的作家群落之说，不以族群为分类标准，但为行文方便，沿用了日系作家和俄系作家之说。文中的新进作家，是指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以新文学创作为己任，且在1932-1945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当时东北地区文学的主流，没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没有当时的东北新文学。这些新进作家根据各自的文学志趣，组成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大致包含有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作风》同人作家群。 ③据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到1933年2月末，东北共有中文报纸27种，日文报纸11种，俄文报纸10种，英文报纸3种，计51种（当时大部分报纸开辟有文学专栏）。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 第一次满洲国年报， 230-334。 ④拜阔夫，伪满洲国著名的俄系作家。1923-1945年旅居中国东北。1941年伪满洲国为他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文艺创作、科学研究工作40年纪念会，1942年作为“满洲国文学代表”被邀请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34－1943年，在哈尔滨出版了汉译拜阔夫文集12卷。 ⑤“庄严与无耻并存”和“附逆作品”的具体状态，可参见笔者《伪满洲国时期<青年文化>杂志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4期）和《伪满洲国时期附逆作品的表里——以“献纳诗”和”时局小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