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道德描述与精神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道德是人性的产物，然而人性道德常以非人性表现为另一种人性的生存道德，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识和道德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道德的相对性、变异性及其原因、条件与相关因素。从而把人们带入丰富的思想认识世界，拓展了道德描写本身的精神价值取向。

[论文关键词]道德；变异；文学；价值

从“五四”运动时起，人们就张扬民主旗帜，高喊反对旧道德。以后人们又在反复的社会动荡中形成僵化的“阶级道德”模式及由此生发的讨厌道德说教的心理。于是，从道德伦理视角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描写中的丰富精神价值的论著寥寥可数。现在，西方文论研究具有明显的伦理转向，我们国家和民族谋求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道德问题又重新引起了重视。那么文学世界所描写的道德的精神价值是不是也应有一个开拓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普遍的最高道德原则，也没有绝对的善恶本身。一种道德，一种习俗和由此而来的感觉或观点都首先是产生于现有的生活条件，违犯所形成的道德就是不道德。善恶、道德这些概念纯粹是相对的，并随着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群体、集团，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同一民族、同一群体、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对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都普遍适用的道德根本不存在。用这种观点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道德描写具有变异性和相对性，这诚然和作家主体意识、认识能力相关，如30年代中国文坛上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即属于此。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状况渐渐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前进，总有一些东西不适合新的生产关系和现实生活状况，我们反对旧的、丑的道德观念的路程还很漫长；另一方面，在新道德形成之时，新的不适应社会生活状况的丑恶道德也还会滋长，这需要多方面的思想认识，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识别、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世界中具有相对性与变异性的道德描写，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扩大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考察视野。

从相对性来说，人们总以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性离不开人的自然性。而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人性的产物。然而人性道德常以非人性表现为另一种人性的生存道德。如艾芜《山峡中>的那群盗马贼，在暗无天日的社会，被迫铤而走险，魏老头为首的强盗，把受伤的同类小黑牛抛人呼啸怒卷的江水……，在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心狠”，才是他们的道德。如果心慈手软，累及更多的同类被害，那才是不道德!单纯地看，残害同类，从全社会或全人类的道德观来说，是不道德的，然而从他们生存的群体状况来说，这是对更多人的生存负责的无奈的道德行为。如果把群体放大到民族中去，我们会看到施蛰存的小说《将军的头>，其中吐蕃血统的大唐武官花惊定受命征讨吐蕃人，于是血统感情、宗族观念与忠君道德发生强烈冲突。从冲突的角度看，道德与不道德，存在着相对的理解。再放大到国家，我们说背叛民族、背叛国家是不道德的。可是，我们的包括《烈火金钢》在内的文学作品，把抗日战争中反战的“日本人”，看作符合道义精神的体现者。也许对于日本民族来说，无论怎么样，枪口对向自己同胞，都是不合道德的“败类”。阶级、政党各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如果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全听从了当时国民党专制的道德论，那么，就不会有今天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道德观。“四·一二”屠杀，是国民党的道德，消灭国民党百万军队，夺取政权，是共产党为千百万人民大众着想的道德。所以有人说，对于国家、人民、阶级、等级、职业、党派之类的团体来说，除了一般的社会道德之外，还有其产生于特殊条件下的各自的道德及道德矛盾。并非团体的道德总是无条件服从社会道德，有时，是社会道德向阶级或国家、党派的道德让步。因为它与社会道德冲突时可能含有社会进步因素。再从大缩小到个人道德，“杀人”、“说谎”是不道德的，但为民族解放、为正义而战的人，却是符合人民道德的勇士，而巧妙应付敌人，获取敌人情报，则成为勇敢机智的英雄。我们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有数不清的描写。许地山的后期小说《春桃》，让普通劳动妇女在苦难生活的重压下，超越伦理纲常，坦然选择与两个男人共同生活。在坚强的生活意志中，表现的恰是“仁义”道德伦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风俗习惯也构成了不同空间的不同道德内涵。

从变异性来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识和道德现象。马克思曾说“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人性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特定社会、历史、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情绪、情感、意志的变化，突出地体现在大众的心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上。在中国现代，封建道德人伦、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半殖民地社会现实、都市腐化文明，偏僻乡村的愚昧以及不同的人生哲学、世界观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人性的、道德的变异。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变异及其原因、条件与相关因素。从而把人们带入丰富的思想认识世界，拓展了道德描写本身的精神价值取向。

在几千年封建伦理道德的蒙昧下，缺乏自主意识的人们不是从自己生存的需要出发建立道德准则，而是以历史上传下来的他人订立的道德为准则来约束自己，形成“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害己害人。这就产生了与现实生活状况不相适应的道德与人性的变异。例如鲁迅笔下，处在社会底层备受欺凌的阿Q，反而沿着不利于己的封建等级观念，把自己想象成优越于他人的上等人。都到“三十而立”了，自己没有妻室，还死守着“男女之大防”的道统，防人限己，又压抑不住自己本能的欲望。权势者的欺压使他在苦难生活中痛苦挣扎，他却因袭传统的不许犯上作乱，否则就是“乱臣贼子”的观念，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于是，他的人格便发生对立的二元分裂：既卑怯又残忍，既正经又不正经，既有改变生活状态的革命要求，又与革命目标产生隔阂。同样，社会千百年来的男权道德，根深蒂固地成为女性意识的积淀，使她们自身习惯于顺从这种道德约束和道德衡量。从而形成道德上的人性变异。在某种意义上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男人把女人变成了女人，也是女人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女人。如同祥林嫂受尽“从一而终”礼教折磨，却要为坚持“从一而终”，去撞香案一样。很多妇女用旧道德的绳索套住自己的脖子，按照传统的规范死命地紧勒。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主人公贞贞沦为日军的营妓，不光受他人蔑视，认为“连破鞋也不如”，连她自己也自卑。正如鲁迅所认为的，在非常的时刻，男人不能保证女人的安全，自己不去杀身成仁，却让女人去节烈，否则便加以唾弃，这是卑劣的男子们歧视妇女的不平等道德伦理。然而更可怕的是，受长期封建道德毒害的女人们，一方面受歧视、受压迫、无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她们长期受男权道德的压制，已经习惯于受传统偏见影响的男性思维。以男性眼光、男性的价值尺度分析事物、看待自我，缺乏独立人格。于是女人或者自愿接受道德束缚的绳索，成为封建道德坟墓中任人摆布的“木乃伊”；或者成为用道德杀人的恶魔。比如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因得不到情欲的满足而成为怨毒的“恶妇”，为了金钱，摧残女儿、儿子、儿媳、使他们在无爱、无性、无尊严中生活或死去，她半生辛酸半生罪孽，躺在烟榻上吐出的烟圈，弥漫地散发着道德的沉哀，升腾起既没有尊严也没有辛酸的回忆。从《呼兰河传》中的胡家婆婆虐杀媳妇，到《金锁记》中曹七巧虐待子女，多少人从女人、人妻到恶母、恶婆，变本加厉地迫害下一代，不禁令人深思女性的道德异化能走多远?曹禺剧中的蘩漪，也是在专制压迫下，产生人性道德变异的人物之一。 周朴园封建式家庭秩序的统治，消磨了她十八年的青春，但未能磨灭她心中美好的回忆和对美好生活(包括爱情在内)的向往。于是她要求挣脱封建专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做一个自由独立、有人格、有尊严、有个人意志的人。这是人道的向往与追求。然而，在周朴园封建的“秩序帝国”和封建道德意识浓重的社会里，她不可能找到与她心声相通的外面的男人，便同丈夫前妻的儿子产生“乱伦”的感情，因为周萍对她流露出一点同情而且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日累月积，促使她把全部的爱放在这个男人身上。然而，随着周萍的退却，这种无果的爱之花也将枯萎了。于是，她的愤怒和绝望的抗争，化作捍卫自己人格与尊严的闪电和霹雳。从乱伦的道德异化和绝望的抗争中，让我们看到女人不甘受封建道德奴役的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也令人思索在封建道德统治下的妇女，怎样才是求得自身真正解放的出路。这便由道德异化发展为超越道德的精神价值取向。

资本主义的金钱世界，更使人的道德观念急剧地发生异化。如果说封建主义社会是使女性从对男子的物质依附变为精神依附，那么资本主义金钱世界则使一部分女人又从精神依附再次转化为物质依附。嫁人成为他们获得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的手段。把男人视为她们生活的根基，自然也就失去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使她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生悲剧。张爱玲笔下，一些都市女子本质上从事一种职业——充当“女结婚员”。自流苏、许太太、孟烟鹂、霓喜、曹七巧……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将自己与男子的钱财做交易。恶浊的社会现实，迫使女性自我保护，而刺激了道德的异化，而道德的沦落又加剧了社会的恶浊，如此反复循环，这正是作家所揭示的深层底蕴。在金钱世界中，自我中心主义的道德品性，使许多人极端地冷漠、自私和虚伪。往往打着“公益”的道德旗帜实现私人的目的。《日出》中上流社会的人们无不高唱着真诚、友谊、爱情、道德，事实上却是虚伪的客套，表面的敷衍，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疯狂地捞取和挥霍金钱，损人利己，道德沦丧，展示出一片非人性的感情沙漠。张爱玲《花凋》中的郑氏夫妇只顾互相算计，谁都舍不得为孩子花钱治病，一任女儿受病痛的折磨，却在女儿的墓碑上写出“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主人公佟振保勾引朋友的妻子而又逃避责任，娶了妻子却常常宿娼，又扮演正人君子的嘴脸。《十八春》的曼璐竟以牺牲妹妹身体以笼络丈夫。这些都展示出个人本位的人性阴冷、残酷的一面。

殖民主义堕落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合流的混血儿——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文化，导致畸型的文化形态，滋生病态的文明。一部分人为旧道德所浸染，又为殖民主义“物质文明”异化了道德人性，表现为重利、自私、虚伪、巧滑、纵欲、享乐等等人性的变态。如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表现生命力萎缩的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华丽的衣衫、高贵的身躯里面，是丑恶的灵魂和透顶的虚伪。《绅士的太太》揭露绅士在外面偷情，太太和另一绅士的公子通奸，那个公子却又和父亲的姨太太乱伦。同时又宣布与另一位名媛订婚。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高等人精神空虚，人性、家庭、婚姻上的道德日趋堕落，异化成两足的低级动物。刘呐鸥《游戏中描写一位时髦女性，在结婚之际，把自己的初夜“贞操”献给追逐他多时的初恋情，而不是自己的未婚夫。原因是：“我或者明天起开始爱着他，但是此刻，除了你，我是没有爱谁的”。《赤道下》则写出肉欲的“原始性”强烈渴求，无暇顾及道德，爱情不是建立在对方了解和尊重上，他们没有爱情只有性欲。作者正是从人物的性心理中挖掘出社会内容，在人欲横流的金钱世界，畸型的现代都市熏陶出人的道德堕落，一切都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无所谓纯真的感情。从这些描写中，人们既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病态文明”的社会现实，从而了解上流社会的自私、庸俗与腐朽，即从历史观上把握这些道德描写，又可以从人性道德的角度观察上流社会的种种病态，看他们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人性的扭曲。即从人性观上把握这些道德描写，并令人深思：道德尺度是不是惟一的估量人生价值的方式?以什么样的道德尺度(标准)怎么样衡量人的道德水平才是接近理想的呢?其实这本身也存在相对性和变异性，引发人们更深层的精神思考。

人们知道，道德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约定。由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道德观的复杂性。道德有时代性并有阶级、等级、国家、区域、民族所规定的内涵，它的社会性与时代性又决定它和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各个领域关系密切，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在文学领域建设新道德的任务是系统的巨大工程。这必须引起重视。现代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反映了道德问题的某些方面。所以我说是一个道德的幽灵在徘徊。但是我们今天，虽然说还是要在作品中反映人生道德的某些方面，却必须有全局的认识和发展观念。从道德的多元性与变异性中反映道德的本质精神，从而拓展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取向。这样，才真正是守望自己精神的家园。

在当今时代，我们国家总算度过了重阶级斗争而轻创造社会财富与科学进步的年代，在人们渴望自由、安定、富强、幸福的时期，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然而和谐不等于泯灭了人间一切矛盾，建立和谐的道德不是对旧有道德和现存道德的全盘维护或否定，也不是单纯化的自身道德建设，而是将时代的、人类进步的、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道德建设的深层，进行新的开拓!正如马克思所说“现在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那么我们的文学发展就应该有利于促进“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因此，人生道德的文学描写必然引起人类精神价值取向的拓展。反过来说，从人类整体的丰富的精神价值中观察和描写道德中的人生，才是文学探索人生困境、反映人生追求、揭示人生奥秘的进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