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苏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简论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从1958年6月15日《一口菜饼子》的播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历程。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个案中理清头绪，还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一个清晰、准确的原貌?这首先需要从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手进行研究。在对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时代背景、叙事内容、形态特征、历史局限、理论研究作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大致可将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划分为起步、停滞、复苏、兴盛、边缘、复兴等六个时期。本文试就复苏时期(1978～1985)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政策背景、形态特征和叙事内容略加分析。

一、政策背景

(一)农村政策

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先后制定有关文件，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鼓励实行生产责任制，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并很快收到成效。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此拉开了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不同地区搞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在实践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形成会议纪要。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第四个一号文件)，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二)文艺政策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被称为“两个凡是”。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直指“两个凡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也是讲不讲实事求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一场争论。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1978年12月23日晚8：00，中央电视台以插播形式，播出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新闻。

从1979年4月《上海文学》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开始，一场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虽然参与讨论的几百篇文章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都能够立足于文艺的本体属性，力求摆正文艺在社会中的位置。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我们的艺术属于人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艺术事业，提高文艺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1]

1980年1月2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怎样判断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问题”指出：“我不大赞成机械地把某个标准排在第一，某个标准摆在第二。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品应该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或者说，应该使思想性和艺术性浑然一体。”

1980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样，文艺终于从政治附属品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实现了本体性回归，开始拥有了独立的品格。

1979年8月18日至2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首次召开的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提出了“大办电视剧”的号召，建议各地电视台有条件者都可制作电视剧。全国各地电视台相继建立了电视剧制作部。

在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中国电视台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85年，全国已经有172个市、县电视台，电视发射和转播台也增加到了12000多个。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作了题为《立志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中国广播电视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的重要口号，广播电视个性化、原创性、独特性的追求得到肯定。在上述背景下，电视剧工作者开始认识电视剧自身的审美属性，寻求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创作的特殊规律。

1983年底，广播电视部委托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召开了全国1984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会上议定1984年要把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放在主要位置，并具体安排了各录制电视剧单位1984年题材规划。此后，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成为一项管理制度。

据资料统计，从1979年到1985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由485万台增加到5000万台，观众人数由8000余万人增长到两亿多。由此，几年前被文艺界、电影界视作“小弟弟”、“只是传播工具”的电视剧艺术，已经后来者居上，成长为令人羡慕的新兴事业。“电视艺术”、“电视艺术家”也已经成为热门词汇出现在媒体语言中。1984年4月29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5月16日，北京电视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电视艺术家协会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85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300多集，仅中央电视台就播出825集。随着中国电视机和观众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进入复苏时期。

二、形态特征

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形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向现实主义风格回归

就内容取材来看，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从开始就具有贴近生活、关注普通人情感和命运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与同时期电影的纪实美学相呼应，电视剧的创作者追求“更生活化”、“更朴实些”，纪实性电视剧和纪实手法受到青睐。演员注重本色表演，拍摄选择真景、实景，朴实无华是这些农村题材电视剧普遍的艺术风格。

农村题材电视剧乘着改革开放“快车”，积极关注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侧重对改革的艰难和改革者的魄力进行全方位的展现和赞扬，和其他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一起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宣传，对改革开放存在的障碍性因素进行揭示和评析，涌现出《乡里妹子》、《花生阿狗》、《雪野》、《麦客父子》、《新星》、《蒲叶溪磨坊》等一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作品。譬如，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4年摄制的电视剧《蒲叶溪磨坊》，是根据古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它运用了电视剧的艺术手段，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原著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特征。古老的磨坊象征性地体现着落后、陈旧、保守的农村经济和思想面貌。复员军人莫凤林一回到家乡就首先向它开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家庭的和社会的矛盾便不断出现。更有赵家妹子推波助澜，向农村封建愚昧的道德观念和经济势力以及新兴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发起的冲击。“主题的深入开掘并不在于曲折故事的叙述，主要是建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2]

(二)向视听艺术本体回归

就节目形态而言，随着电影界“电影与戏剧离婚”、“抛掉戏剧的拐杖”呼声的渐渐加强，电视剧的美学观念也发生质变，从以戏剧美学为支撑点转向以电影美学为支撑点。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制作以实景为主，以镜头为单位，单机拍摄，后期合成，导演则以电影美学为参照系。主要依据电影方式拍摄的电视单本剧和电视短剧成为电视剧的主流形态。观众也以长期形成的电影审美观念评论电视剧，称之为“小电影”。

当然，“尊重舞台演出，不等于照搬舞台，必须要运用电视特点大胆创造，在舞台基础上设计电视处理的总体构思。”[3]在借鉴电影美学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也越来越多的具有电视剧艺术的本体美学特征，如“在剧本创作上注意到文学语言与视听画面之间的不同，强化文学作品改编过程中的视听化;在镜头运用上开始区别电影镜头语言和电视镜头语言的差异，注重适应电视荧屏特征，景别上以中景、近景、特写为主，表达上以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心理为主;手法风格上贴近现实，追求自然朴实的风格”[4]。

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已经摒弃了最初的屏幕演剧形式，开始走出演播室，在时空表现上更加自由，特别是对电视剧的直观叙事能力及画面内容张力进行了探索，如《太阳从这里升起》中用古墓挡住推土机代表古代文明阻拦现代文明，用掘土机托起一轮红日代表现代文明之光的胜利等，使电视剧艺术借助声、光、电以及多媒体等手段，获得了比传统文艺作品更大的优势。

三、叙事内容

尽管1978年就有了农村题材作品《三家亲》，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集中亮相，却是1980年的事情。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1980年国庆全国电视台节目大联播”。这次大联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多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如《瓜儿甜蜜蜜》、《结婚现场会》、《牛庄风波》、《信任》、《浪花》等。尽管这几部电视剧写的场面不算大，而且艺术上还显粗糙，但总可以看出农村落实经济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后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意味着与“旧”的对比，在新旧对比中展望和期待农村、农民、农业欣欣向荣的未来，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持续而普遍的主题。

1981年是农村题材电视剧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岸》、《大地深情》、《萤火虫》、《能媳妇》、《山道弯弯》、《矿工新曲》、《一千八》、《卖大饼的姑娘》、《老兵》、《你是共产党员吗》等118部电视剧中可以看出，电视剧坚持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格调健康，精神境界较高，“直接反映当前现实题材的占85%，其中描写工农兵、新人新事的将近一半，有15部农村题材，直接表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新面貌的有5部”[5]。

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动荡年代的反思

主要表现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对农民人性的扭曲。代表作品有《信任》、《葫芦坝的故事》、《放鸭童》、《喜鹊泪》、《她从画中走出来》、《春回桃花寨》等。这些作品极力描绘十年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80年播出的《信任》是陕西电视台首部有录像的电视剧。该剧根据陕西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上下集单本剧。该剧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及以前极左思想时代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阂、最终得到群众信任的故事。

陕西电视台和陕西广播电视文工团1982年联合拍摄的《喜鹊泪》一部上下集电视单本剧。该剧根据王宝成的同名小说改编，外景在陕西关中的华县拍摄。《喜鹊泪》讲述的是一出爱情悲剧，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颇为凄测、哀伤、深沉的声画语言向观众敞开了那场历史大劫难留给人们的一块令人颤栗的伤疤，如泣如诉地述说了关中农村那位纯洁质朴的喜鹊姑娘的不幸遭遇。剧中对于关中农村的实景展现，与剧情紧密结合，使得陕西关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剧中有了恰当的发挥，相比较于《信任》是一次较大的进步。该剧在陕西和全国播出后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大众电视》、《广播电视杂志》、《中国电视周报》等国内十余种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热情肯定该剧在主体、悲剧性、本土化方面的探索。

(二)对当下时代的礼赞

一是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在新政策的鼓励支持下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美好图景。以乡村干部、农民党员等致富带头人为表现主体，通过对他们的歌颂和肯定来展现新农村经济的繁荣景象和农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风景。代表作有《瓜儿甜蜜蜜》、《翻身》、《藏金记》、《宝山》、《能媳妇》、《老马识途》、《白菜园和花神庙的故事》、《春的信息》、《田螺湾趣事》、《霞村二柳》、《家乡的玫瑰》等作品。

北京电视台录制的上下集单本剧《三家亲》根据同名锡剧改编，该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南东村的管、王、李是三亲家。一天，王亲家为给队里盖猪场，去林场买木料，不想带的钱不够，便到附近管亲家队里借了100元钱。当保管员的管亲家见他有队长的批条，就去银行取钱，回家后把钱交给老婆就走了。碰巧李亲家为给独生子办喜事，也来管亲家处借钱。亲家母误将那100元钱交给了李亲家，故导致三亲家闹了一场误会。最后，管亲家说服李亲家勤俭办喜事，李亲家不仅退回了100元借款，还把自己办喜事的钱借出100元给王亲家去买盖猪场的木料。”[6]

江西电视台1982年录制并播出的《田螺湾趣事》根据胡桔根同名小说改编。剧中描写了赵铁箍与李老头为争一块地基反目，从而使两家儿女亲事告吹的故事。赵铁箍自恃与干部相熟，四处告状，结果误会百出，闹了不少笑话。后经县委书记做工作，两家终于和好。本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由贫变富的面貌及党风的逐渐好转。由张仁川编剧，张仁川导演，王南摄像，欧阳成、王玉锦担任美工，黄有生、鲁林主演。

江西电视台1983年录制并播出的上下集电视单本剧《霞村二柳》根据小说《石门二柳》改编。霞村住着大柳、小柳两姐妹，通过他们对工作、生活、爱情的不同态度与遭遇，颂扬了美好的心灵，引导人们去追求真诚、美好的生活。由毛秉权、王世兰编剧，叶萝兰导演，唐伟凡摄像，蒋珍诈担任美工，袁牧女、马彬彬、赵小元、谢二平主演。夏之楚为责任编辑。

(三)对社会新风的宣扬

二是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社会风尚的相应变化。主要通过农村的男婚女嫁、家长里短等家庭日常生活琐事展现农民头脑中新旧杂陈的道德伦理和观念意识。通过对过去的批判和嘲讽，宣扬全新的时代精神和时尚思潮。代表作有《三家亲》、《结婚现场会》、《金凤凰》、《唢呐情话》、《一千八》、《新来的女售货员》、《拆墙记》、《吉庆有余》、《赶集》、《婚前的烦恼》等。

中国广播电视剧团与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单本剧《三家亲》“是中国第一部由室内走向室外、实景拍摄的电视剧”[7]。从技术上看，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灵活的镜头、还原的色彩，显示了当时电视技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从内容上看，它将关注的视点对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反对铺张浪费大办婚礼，提倡勤俭节约新事新办，寓教于乐地反映出改革开放后生气盎然的农村生活风貌。特别是《三家亲》里那令人忍俊不禁的误会与巧合就是农村题材电视剧诙谐幽默的源头。

1979年夏，山东电视台拍摄了反映当代农民新道德、新风尚的电视短剧《考嫂子》。

(四)对乡土文明的留恋

通过对乡村淳厚民风和乡村淳朴人性的描写，赞颂乡村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宁静、优美、和谐，展现乡民美好纯净的心灵。代表作有《山道弯弯》、《山民》、《水乡一家人》、《泥土》、《微笑》、《家乡红叶》等作品。

(五)对农村改革的探索

虽然改革开放政策从1978年就开始实施了，但在电视剧的创作方面，在真正意义上走出窠臼，从思想和文化深层给人启迪的农村改革题材电视剧当属太原电视台1985年录制的《新星》。

太原电视台录制的12集电视连续剧《新星》改编自柯云路的同名小说。编导者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以一个县为背景，围绕主人公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工作，“浓缩了1982年中国农村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斗争的社会生活”[8]。“李向南以‘青天’自许，大刀阔斧在官僚弊病丛生的古城砍杀，具有两重意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它说出了人民心中所想;作为一次播出，它把问题公开化了。”[9]因为近距离地反映了现实，加之采用了政论式旁白与传统结构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调动起观众的参与意识，所以不经意间，《新星》“引发了我国电视剧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性轰动效应”[10]，春节期间中央台向全国播出《新星》后，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中央台收到全国各地观众来信一千多封，太原台收到两千多封，绝大多数来信给予《新星》极高的赞赏。一时间，《新星》小说原著、印有《新星》的杂志都一抢而空。由于电视剧的成功，而带来了人们对文学原作的关注，开启了“影视驮着文学走”[11]的新时代。由于“塑造了一位不同于以往的新干部形象——李向南，这个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清官，一个表率，更是一种时代审美精神的展现”[12]，《新星》成了当年的时政话题之一，主人公李向南成为从政者学习的楷模，许多地方把这部电视剧作为“整党”学习的材料。

从上述叙事内容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普遍沉浸在对过去的批判和粉碎“四人帮”后对欣欣向荣的农村现实的讴歌中。一种普天同庆、喜不自胜的欢悦情绪弥漫其中。因此，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以轻松、幽默的喜剧形态出现的，如《瓜儿甜蜜蜜》、《吉庆有余》、《藏金记》、《能媳妇》、《亲家卖粮》等。譬如《藏金记》通过描写老农王登山从怕冒富、藏富到露富、愿“做出头椽子”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热情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深刻变化，表达了广大农村人心思定的强烈愿望。即使是以悲剧形式呈现的部分作品如《葫芦坝的故事》、《放鸭童》等，也会因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而蕴含新生的希望与信心。这种普天同庆的时代气息和乐观氛围，来源于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欢呼雀跃的集体心态，也体现出创作者对农村欣欣向荣的现实描绘和对农村未来图景的美好想象。正是这种乐观的社会氛围和创作心态，让复苏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得失兼备。

应该说，复苏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其主题内容方面是比较丰富多元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乡村的政治关系、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农民的命运和人性嬗变等等，都被广泛涉及。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初现繁荣局面，为此后深入展现乡村世界，探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积累了艺术经验。

注释：

[1]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第1版。 [2]于惠罗：《再深挖一层——有感于电视剧<蒲叶溪磨坊>》，载《中外电视》1985年第2期，第176页。 [3]许欢子：《从话剧到电视剧——<吉庆有余>搬上屏幕点滴体会》，载《中国电视》1983年第11期，第48页。 [4]欧阳宏生主编：《中国电视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5]李连庆：《向电视剧高点迈进》，载《中国电视》1982年第2期，第2页。 [6]梁振华主编：《中国影像志·电视剧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7]杨晓林主编：《影视鉴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8]张凤铸等：《影视艺术新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9]蔡骧：《改革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第76页。 [10]欧阳宏生主编：《中国电视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11]邓雷仓：《“影视驮着文学走”——电视催动出书热》，载《出版参考》2000年第10期，第9页。 [12]程暐：《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分期及特征》，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