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内容提要】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关键词】 汉赋；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调和人伦；献谀神灵；祭祀祖先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早就为人们所认识。文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诗酒流连，当今关于诗歌与酒文化的论述可谓是洋洋大观。然而，赋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与酒文化的关系却鲜有论及。赋是两汉的“一代之文学”，汉赋与酒文化的关系大有探讨的必要。 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来论者对汉代的酒缺乏应有的文化阐释。因为人们除了津津乐道于鸿门宴上暗含杀气的觥筹交错、高祖回乡把酒唱“大风”之外，似乎就只剩下相如涤器、文君当垆的逸事了。缺少了对酒文化和赋之关系的探讨，则我们对酒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尽管汉赋存世作品有限，但汉赋对后世的影响所依靠的正是这些有限的存世作品。所以不妨以这些作品中的酒文化现象作为探讨对象，或可收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探求汉代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以期对汉赋和中国酒文化都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汉代的炽盛酒风 酿酒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制曲技术的提高和酿酒方法的创新。汉代已经生产饼曲，由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中的一个飞跃；酿酒除了传统的方法外，汉代还有“酎酒法”、“九酝酒法”等方法。 汉代的酒业生产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私人开办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大商贾的酒业作坊于都市有很大的售卖空间。汉代皇室、贵族官僚和田庄内的豪强地主也在宫中和庄园内设立制酒作坊，满足自身骄奢生活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内部，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皇室的酒制品生产。反映汉代地主田庄的经济文献《四民月令》一书多次出现“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的记载。 与酒业生产相应，两汉酒风之盛承前代余绪，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衣锦还乡把酒唱《大风》是鼓动汉代酒风的一把明火。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兴等汉代的富足之世为酒风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尽管每遇到灾荒之年，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以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但是这根本无法遏止如火如荼的酿酒和饮酒之风。无论是宫中朝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士林的细民九流对酒都极为热衷。王粲《酒赋》说：“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汉书·食货志》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代一度实行的“榷酒”之政(即酒类由政府专营)也无法彻底施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面对如此兴盛的酒文化，汉赋作为当时文学样式的杰出代表，就历史地承担起了反映汉代酒文化兴盛的使命。 二、汉赋中的酒 在现存汉赋作品(含残篇、残句)中(本文论及赋作时以龚克昌《全汉赋评注》为基本的文本依据)，以酒名篇者有邹阳、扬雄和王粲的同题之作《酒赋》3篇。此外尚有言及酒事者共约30篇，其中“酒”字出现了约60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酿酒的原料和方法、饮酒的场合与功用、滥饮的弊端、饮酒的礼仪和习俗、酒器、名酒的品类和特色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汉代酒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辞赋中涉及到的酒种类繁多，其中基本分为酒类、醴类和醪类。 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汉赋中不少地方都是酒、醴并提，这里已经比较了二者质地的不同：酒之色泽清澈，而醴之酒体则比较浑浊。又张衡《南都赋》：“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醴”而称“甘”，表明是甜酒。《汉书·楚元王传》：“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在功能上，酒、醴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在各种仪礼中，虽然酒、醴并陈，但相比而言，酒使用的场合比较多。如前，以“圣明”譬喻清酒，以“顽骏”指称浊酒，可见“酒”应是用于正式场合的。这与《诗经》的时代大不相同。《诗经》的时代以醴为尊，酒次之，醴多用于祭祀和国宴。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周王田猎后会饮诸侯：“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而酒多用于一般场合。 汉赋中的酒除了称为“酒”或“醴”的外，还有“醪”。如枚乘《柳赋》：“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桓谭《仙赋》：“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张衡《南都赋》：“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薪。”“醪”的基本词义是汁滓混合的酒、带糟的酒，但在更多时候则释为味道醇厚的酒。 此外，汉赋显示当时的人们好饮色浓味厚的酒，而且往往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美酒。邹阳《酒赋》曰：“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自薄，青渚萦停。凝醇醇酎，千日一醒。”“凝酵醇酎”意谓味道浓厚的酒。“沙洛渌酃”等各种酒之所以为名洒，就是因为其酒味浓厚。 三、汉赋中酒的文化功能 从酒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周，酒礼已经成勾相当严格的礼节。酒行为自然纳入了礼的轨道，洒礼必须体现出贵贱、尊卑、长幼等各种关系。这时的酉更多的是与酒能致人迷狂因而具有通神效果的祭祀、巫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尚书-酒诰》有言：“‘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在周公颁布的这一《酒诰》中，他以文王代言人的身份下达戒酒命令，明确指出，上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因此严禁“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即使是位尊如康叔，也要“刚制于酉”。_4j这是在借天的威灵来巩固世俗的权威。 随着天之威灵的真实面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君权神授”仅仅成为维护统治所需要的宣传口径，人间英雄(帝王)可以完成对现实的强力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更倾向于借助“礼”来建立帝王在k间的权威，而“礼”必须落实于各式各样具体的事勿上，酒即是其中之一。于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农，严格的酒礼显示出的是世俗权力，昭示着森严的等级，这与此前酒所附有的神巫特征大异其趣。 叔孙通在汉初制作礼仪，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酒礼的严格规定也是如此。据《史已·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日：“得无难乎?”叔孙通日：“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其中“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是指对那堂不符合酒礼的官员要采取制裁措施。汉代对酒礼向重视和执礼的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孔臧在其《杨柳赋》中亦叙酒礼为“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酒礼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典章”的一部分。《史记·礼书》中说：“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集解》引郑玄解释：“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不膈孰之也。”可见，在重大祭典中酒是不可少的祭品。 统观汉赋作品，赋家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的生理作用，从酒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功能出发，这是汉赋酒文化的逻辑起点。诚如扬雄在《太玄赋》中所说：“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下，汉赋中的酒展现了其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