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日本外交

日本的自然环境总的来看不是那种需要男性力量征服才能生存的严酷类型。由于有海洋这一天然屏障，日本历史上几乎从未受到外来侵略和统治，因而也没有抵抗外来侵略的体验。这同曾不断与异民族作战、不断经历异民族统治的西欧或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日本自然和历史的这一特点与古代日本长期处于母系社会、日本文化带有女性特点的重要原因有关。我们知道，传统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据说她是一位代表大地、具有极大包容性并给世界带来极大恩惠的女神。与这种女神崇拜有关，古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称为“ぷなす国”，具有生育能力的大神叫“产土”(うぶなす)，并对生殖、生育行为给予很高评价。女神信仰与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和平的历史经历等因素相辅相成，对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性格带来了影响。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绪性较高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通常被说成是女性更具备的。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上，有的学者称日本的外交是“带有女性特征的外交”(注：)。具体表现是：日本外交的理念常常不是基于某种理性的判断而是受某种情绪的支配，因而常做出一些非理性、非常规、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行为，有时表现出某种女性特有的间歇性的非理性表现。“日本人平时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但非难和侮辱一旦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一旦切身感到生存威胁的时候，便会无视合理性计算和力量的对比，出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爆发一种具有母性国家特征的集团性歇斯底里，会表现出超越限度的猛烈抵抗，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注：)这一点也许就是日本学者和迁哲郎所概括的“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性格的表现。根据日本学者会田雄次的看法，日本人的歇斯底里症有三个特征：第一，无视周围的状况、自己的立场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二，当要求不能马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变得发狂；第三，不进行努力的准备工作而指望获得成果。具有这种体质的人，常常任性而抱有劣等感。(注：)

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媒体对这次事件经过有详细报道，这里不再重复。这次事件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第一，日本为什么对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样的过激反应?事件发生后，从首相到外相、次官、参议院议长，一致指责中国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国方面道歉。日本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武警拦截妇女的录像片断，媒体一片“抗议中国侵犯主权”之声，可以说舆论处于一种“集团性歇斯底里”之中。第二，日本人为什么在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按一般处理事件的方式，应先调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结论或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但这次事件却是激烈反应和外交行动于前而调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指责中方不理会领事馆官员提出的调查闯馆者的要求就将他们强行带走，违反了《维也纳公约》。5月10日，外相川口顺子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要求中国就这起事件道歉。而日本正式调查结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常规的非理性反应。

其实，考察日本外交史，类似这种“集团性歇斯底里”的表现并不鲜见。例如，1891年，俄国皇太子率舰队来日本，日本人认为这是俄国人为侵略日本来侦察地形，一个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此事震撼了整个日本。日本人认为俄罗斯要报复，日本要完了。政府首脑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诚恳谢罪，来自各社团、学校、公司的慰问电报接连不断。一个与津田三藏没有任何关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岁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门前自杀并留下了向俄国谢罪的遗书。佛教各派的总部(本山)都举行“御平愈大祈祷”，并规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为三藏。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如日俄战争结束时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人对条约内容不满而引发的民众暴动——“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和约。日本国内很多人对和约中俄方没有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强烈不满。而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日本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元气大伤，已无力再战。民众不了解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一齐煽风点火，鼓吹再战。在这种气氛下，1905年9月5日，3万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废除和约，继续作战。集会发展为暴力，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全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得不发布戒严令。)、二次大战中为德军的闪电战所迷惑而仓促参加三国同盟的经过、二战中像“神风突击队”那样的具有鲜明的日本特点的“特攻”、“一亿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日本式“集团歇斯底里症”的特征。

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时还表现为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大家庭主义，即日本在处理某些事件上显示出整个日本为一大家庭、一个人的行为连带着整个家庭的倾向。“以女性社会特有的大家庭主义思考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释他国国民的行动时，不能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强加给对方。”(注：附图)

假如岛国的周边也是规模和文明程度类似的国家(如英国与德、法之间)，情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这一独特位置给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交往限于少数国家；第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种异质的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以平等之心态进行交往，而是当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处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相互位置的存在。历史上，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模仿的样板来加以观察认识，或为了取得来自中国的认可，或为了摄取中国文化而认识中国。历史和地理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态、平等地与多国打交道的时间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说日本没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近代，关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也大多从近代日本开国谈起)，故古代也没有产生系统的外交理论。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使日本在认知“自国”与“他国”问题上带来困惑，较容易出现极端，容易将认识对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当理想破灭后又容易走向鄙视。日本有一种对自己在国际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态并时常出现定位的困难。例如，古代对中国充满了崇敬并参照中国定位自己，但这种崇敬其实带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当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国形象破灭以后，便参照西方国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鄙视和侵略中国。这个转变使日本由原来处于中国系统的边缘地位变为处于西欧系统的边缘。近些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又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归亚”，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既担心被西方国家抛弃又担心成为“亚洲孤儿”。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在某些时期参照“他国”或“他民族”来定位自己并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这样对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现“定位困惑”的国家的确少见。从民族心理上说，这是日本在“自我认知”问题上出现困惑的表现。

伴随这种“定位困惑”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识。日本不仅担心自己落后，担心被抛弃，还担心受害。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描绘成弱者、受害者的倾向，有一种被害意识存在于他们的心理深层并不时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来。需要指出，近些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出自“中国强大后日本将受其害”这一假想之上。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对韩国、朝鲜等国的看法上。(注：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卫星(一说导弹)。一时间，“日本还能保证安全吗?”、“如果不能保证安全，日本怎么办?”等问题充斥媒体。日本还出版了诸如《假如与朝鲜作战》为题的特集杂志。另据共同社1999年7月12日所发消息称，在朝鲜1993年发射“劳动”号导弹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便开始在绝密状态下研究利用战斗机空袭朝鲜导弹发射基地。这项研究把位于日本海东海岸的朝鲜曾发射“劳动”导弹的卢洞基地设定为打击对象。与日本的这种过度反应相对照，韩国金大中总统曾拒绝美国提出的轰炸朝鲜的建议。)从民族心理上来说，这种担心出于一种与不安全感相联系的受害意识。日本心理学者小此木启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式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一种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日本人总是要设置一个自身忍耐力的界限，尽管还不知道自身是否是弱者。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做法。这个战争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声中长年积累了的仇恨的释放，后来出现了偷袭珍珠港那样的事件。也就是说，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攻击的时候，日本人马上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然后将自己描绘成一副软弱、无防备的牺牲者的样子，并据此向攻击者要求某种明确的赔偿，或者深深的谢罪，严重时要求支付费用。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注：Robert M.March、PHP、研究所、1988年、32页。)在影响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也总是强调自己是战争的被害者而不去认识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一事实。二次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与当时日本人“与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于先”这样一种民族心理背景有关。

二、“和”、“合意”、“根回し”与“暧昧”的日本外交

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即他们体现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个国家的外交模式视为该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投射和延伸或无不当。

历史上长期居住在共同体性质的村落社会中的日本人，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在行为上具有“他人本位”的取向。日本社会较强调集团的和睦而不鼓励个人突出，“和”与“一致”被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式集团在做出决定时一般较重视“合意”(事前协商，达到全体一致)和“根回し”(与各个关系方面协商)，这种方式使集团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但这通常是以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为代价。

日本人在语言和行为方面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这种特点自然也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交比较，日本的外交较多地考虑“别国怎样评价日本”这一问题，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

这里的所谓“暧昧性”特点，当然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它主要是指由经验观察得出的日本外交方式的以下一些倾向：

——长期以来，日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一般不明确表达支持或反对什么，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总的来说日本在外交上长期追随美国，但其态度多不明朗。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对1990年海湾战争的态度以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科索沃等问题，态度都较暧昧。(注：1999年6月16日《朝日新闻》一篇题为《俄国自吹自擂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贡献，日本方面畏畏缩缩》的报道，说明了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俄罗斯的明显不同。俄罗斯下院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普克比奇访日时说：“若没有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是形不成决议的。”而日本小杉隆议员说：“日本政府只是理解空袭的来龙去脉，但不支持(空袭)。”中马弘毅众议院外交委员长说：“对于联合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也有不安。”)

——在外交场合，日本外交官员多默不作声或含糊其辞，给人以暧昧的印象。暧昧有时是为了回避问题的实质，不想承担或减轻责任，如众所周知的田中角荣将日本侵华说成是给中国“添了麻烦”的讲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注：田中角荣在中日复交时对战争反省的表述使用的是“迷惑”一词。详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日语中“迷惑”的含义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给对方或周围的人带来了麻烦或令人不快的想法”。(金田一京助等：《新明解国语辞典》，三省堂1972年版)这是一个暧昧的字眼。日语中并非没有表示“罪行”的词汇，田中显然是想利用暧昧术回避问题的实质。)有时候，暧昧是怕得罪对方，尽量不把话说得太直白，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注：20世纪70年代初日美在纺织品问题上发生摩擦，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批评，佐藤首相当时回答说要“善处”(妥善处理)。美国方面认为这个回答是一个承诺，但后来日本并没有处理此事。美国方面指责日本没有兑现承诺，但日本否认做出过承诺。经过调查，问题出现在日语的“善处”一词上。该词在日语里不是要处理某一问题的承诺，甚至也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词，其含义大约相当于我国某些官员常说的“研究研究”。)

——日本在做出某项重要决定时通常需较长时间，政府高官甚至总理大臣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常常很难下决断，因此给人一种迟疑不决的印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生了海湾危机。8月中旬，美国政府向日本海部政权提出四点要求：(1)向多国部队提供财政援助；(2)向海湾各国提供援助；(3)增加驻日美军经费；(4)在人员上为支援多国部队做出贡献。对第一、二点，日本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对海湾各国的经援，最初决定是1000万美元，对多国部队的经费，最初提出10亿美元，美认为至少要30亿美元，9月中旬才做出了总额为40亿美元的经援决定。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日本最后拿出了100多亿美元，但仍被美批评为“Too little，Too late”(太少了，太迟了)。

——被动式外交。日本的外交行为多是为了回应外国的要求和批评，外交人员似乎主要是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如在与美国的交往中，日本常常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动地采取行动，做出让步和妥协。再如，从1975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首脑每年都要聚会一次，虽然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之一，但日本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主张。

——外交上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明确，较缺乏广阔的视野。“当今各国的首脑外交打破了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将国内政治放在国际政治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为增进国家利益而积极进行对外交往。相比之下，在日本，只有谙熟政党内抗争和人事安排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领导人。这样一来，内耗自不待言，眼界当然也受影响。”(注：唐晖：《试论日本的首脑外交》，《日本学》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7页。)

——日本首脑和外交家在具体表述和实施对外政策时显得力不从心，有时甚至还显出不应有的“拘谨”。如日本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或者就某些外交问题经常出现“口误”、“失言”(注：日本高官“失言”而受到日本国内外批评的例子很多。随便翻阅手边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就有：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说“韩国也有一定的责任，也有应当考虑的地方”，此言一出，立刻遭到韩国政府的抗议。同年中曾根康弘关于日本是单一民族社会，歧视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的讲话。1994年5月6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的讲话(永野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讲话并辞职)。2000年森喜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次晚会上将中国称为“支那”。)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

当然，日本外交之所以给人暧昧的印象，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日本“一身而兼二任”，既是东方国家又是西方国家，文化上属于东方而制度上属于西方。这种夹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常常既想讨好西方又不想得罪东方。此外，经济、科技大国与政治上的战败国地位，也是其外交较暧昧的原因。但从文化角度看，外交模式上的这种特点与上述日本人集团的构成特点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

三、“甘え”、“okami”与日本外交

“甘え”(amae)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它的大体含义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ama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这种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在公司下级对上司的依赖、学校里学生对老师以及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等等。(注：参见土居健郎：《“依赖”的结构》(弘文堂1997年第二版)以及笔者对该理论的介绍，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38页)。)

与这一概念相联系，日语中还有“okami”这一独特概念。okami一词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上面”、“上方”，汉字记作“上”，前面加“御”，通常指天皇、朝廷、政府、官厅。这个意义上的okami有时还写作“女将”(指酒店的女老板)。okami是指“掌握着事情决定权的人”，还有“能够放心地替自己拿主意的人”、“委以做出最后决定的人”，即是决定政策的人。日本人会说“这是okami的命令”或者“希望能问一下okami”等之类的话。第二个含义是指神明等某种超自然或与超自然有关的存在，这个意义上的okami通常记作“神”。古代，okami即指神道教之神“天照大神”，这个意义上okami又指天皇，因为在“神人一系”的日本传统宗教思想中，“天照大神”和天皇可视为一回事，或者后者是前者的代表。

不管是在哪一种意义上，okami都是一种高于自己并具有超凡力量的、可以保护自己、施惠于自己的存在，自己可以信赖、依赖okami。自己与okami的关系是一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在国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决定方式有影响。国家、政府就是okami，政府与国民间有一种更大的信赖关系。“最终决定皆由okami做出，okami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完全可以依赖，不用我们操心。”民众这种意识及与之相联系的与统治者的信赖关系，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政权具有很大连续性的原因之一，而这同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明显不同。(注：应当指出，这种心理类似传统中国人的“贤人政府”心理，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认为当政府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民众有责任推翻它。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而且每一个新政权都竭力贬低上一朝代，声明自己与上一个政权没有时间和内容上的任何联系。)今日日本民众对政府仍有一种对okami般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通常使人们对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另一方面，当政府的行为与人们的期望有较大差距时，人们又很容易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即抱怨okami的行为，对政府失望，寄希望于新的政府班子。由此可以解释日本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政府更迭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最勤的，首相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但每届政权都不否定前届政府的工作，都声称是在前届政府基础上做事。

试举表现这种关系的例子。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日本媒体迅速做出报道。在报道量之大、受灾细节之详、媒体态度之冷静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关救灾活动的报道很少。媒体使用直升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灾情播报，可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用这些先进的工具救人呢?难道报道灾情比拯救生命还重要?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议论最多的似乎不是救灾方面的问题，而是对政府采取措施不力、政府指令传达体制不畅等问题的愤怒指责。这种行为的背后可能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起作用：救灾和救援是okami(政府)的事，国民只要等待指示就行了。当政府这个可依靠的okami没有尽到责任时，便转变成了对okami的极大不满。

“沈阳领事馆事件”前后日本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中国方面公布了事件真相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政府这个okami没有尽职。在一次对“沈阳领事馆事件”中外务省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进行的调查中，有55%的被调查者表示“基本不相信”，还有20%表示“根本不相信”，也就是说，有超过七成的日本国民不相信外务省的调查报告。(注：2002年5月20日。)这同调查报告公布前人们一边倒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这个可依赖的okami在对外交往方面可能表现为依赖某一强大的外国力量。这或许可以解释：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日本的okami。(注：)现在日本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也是这种特点的反映。日本服从美国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正如米歇尔·布莱克(Michel Blaker)所说，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要使美国产生不满以及不在国际上孤立，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获得美国的“御墨付”(注：过去日本的将军或大名给家臣的一种带有印鉴或签名的短信，内容通常是上司的指示、命令或许可、认可等内容(筑紫哲也、自由国民社、1985年、213—214页)。)上。对日本来说，美国发挥着okami的作用，日本虽对美国不满以及有某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这是一种对okami的不满，所要求的独立是一种不脱离okami保护的独立。这种服从强权的倾向与日本人依赖于“亲分”或okami的行为方式具有某种联系。因此，从文化上看仅仅指责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要考虑如果日本不依赖美国它会依赖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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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白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