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化传播

［内容摘要］清代的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大师基本上都是民间的，前期的大师往往都是明朝的遗民，不是实际上的贵族就是精神贵族，中后期的大师则多是末落贵族。这里的民间，不是社区概念，而是个文化概念，是指非官方、非主流的，从而有独立性（创造性）的，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持批判立场的言述与创作，如妇孺皆知的《红楼梦》、与《红楼梦》差不多伟大但是不像《红楼梦》那么享有盛名的《儒林外史》，后期的四大谴责小说、近代史上第一办报的人，等等。尽管二分法有各种问题，但上述二分法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满族推行的文化在“民间”没有与汉文化传统切实地交融起来，文化是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有被权力宰制的一面，也有超越权力独立发展的一面，可以宰制的变成了官方文化（理学、官学），超然的人文是可以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在民间养育、薪尽火传的——自古传法，气如悬丝：佛教的灯传、白莲教的点传、儒学的真道统，都是以精神相传，而非权势的树立或依附权势的。

［关键词］文化传播；民间；民间文化

大师传灯

首先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明遗民的思想大师谱写出来的批判精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既批判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又抵抗满清的文化宰制，以在野的身份痛切地大反思几千年的弊病，黄宗羲痛斥君权（《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细检制度、王夫之反思了文史哲全部的观念系统。由此生发出经世致用思潮，是他们的批判精神的自然果实，也是清廷最为痛心疾首志在必除的东西，也的确在康乾盛世、在乾嘉学风中湮没，直到晚清才大放光芒——再次显示了文化超越而终能经世致用的伟力。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的政治哲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颜元的“实践”哲学开创出清代许多新的学科和学派，成为清代文化的实际内容，边疆舆地、科学技术、制度史学、辨伪学、即是乾嘉学派也使用着清初大师的范式，所以像侯外庐那样的思想史家，径直以“启蒙思潮”为纲来写清代思想史。

钱穆的《中国近一百年学术史》就是以“大师传灯”的方式来写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概论》也是“按人头”来写，把经、史、子、集、语言、地理诸家诸派的传承讲得让后学小子不敢赞一言，钱、梁的大著作即是学术史，也是清代文化传播——揭示了学界薪尽火传的链条、文化兴衰的内在学理、学派形成发展的地缘背景。因为清代虽然高压，所谓康乾盛世是想把全国变成高压锅的盛气凌人之世，但是广大的“民间”是他们望洋兴叹、鞭长莫及的。李二曲在关中、颜习斋受聘漳南及在河北故里办学、张伯行在福建所至必修建书院学舍、沈国模说“陵谷变迁（改朝换代），惟学庶留人心不死”，与史孝咸主持姚江书院，以上都是坚持明代书院传统、弘扬正学，不当科举附庸的。

清廷先用加官进爵的办法拉拢学官阶层。清初沿用明朝旧制，除府学教授是从九品，别的教取无品，雍正十三年下令：各府学教授正七品、州学正县教谕正八品、府州县的训导为从八品，以此作为改造学校的阶级力量，官办学校自然可以运用权力加以管制，官办的书院也在雍正的指挥下，以摒去浮嚣、杜绝流弊为“理由”，不再讲学，而以应试为宗旨。但对民间的不来上钩的学者、思想家的书院，清廷也没有让里甲或特务把他们杀了，把学校封了。

中期阮元在浙江创诂经精舍，在广州立学海堂，黄体芳建南菁书院，俞越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归安经湖等书院，在杭州诂经精舍主讲了三十多年，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朱一新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都是贯彻汉学宗旨的著名书院，不同于八股附庸的书院和讲求性理的书院。王筠教蒙学有名于时，其《教童子法》颇合近代教育学。

清代对新增设的省份，如新疆、黑龙江等推广农业和手工业成绩显著。清中期以后，组织向西北的移民，客观上推进了边地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清代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促动中，改进种植技术，添置更新、更多的农具、机械，发展排灌系统，引进优良品种，发展防治病虫害技术，同时几千年就有的扩大种植面积的办法在规模上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开荒造田、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劈山造田、开垦沼泽地、盐碱地等等。但是此时西方近代科技蓬勃发展，清代则还在古代科技的范围之内，与人家拉开了距离，而且拉开的距离以几何级数的加速度造成越来越大的距离。各种中国特色的手工技术则进入黄金时期，如制瓷、纺织、印染等等。中国特色的医药学、地理学、水利学在官民之间交叉传播，创新无多，但普及的幅面还是相当壮观的。

民间文艺、绘画、武术、烹调、养生等等，则是空前的繁荣，也是在官民之间的空间传播、整合、发展。

辉煌的汉学

鲁迅曾说过用几百来的耻辱史换一点汉学成就够可怜的。但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过去也越发不易。而且在高压的气氛中纯学术的取向毕竟能保留下来一线纯正的知识系统，血雨腥风都事过境迁之后，知识成果还巍然屹立，成为后世文化的依托，也是文化传播可以孤立于世事风云之外的一个证据。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具有超越现实、反抗历史的作用。

所谓汉学是清代那批侧重实证、考据的学人要刻意地超越宋明学风，回到汉代经师的治学规范上去，主张读经须识字，先明音韵训诂、版本、辨明真伪；读史论史同样先求信史，除了校勘考证史书外，还须从器物、金石刻词上收集直接史料，由此形成了自成语境的考据学。就是为考据而考据的学者也是在恪守着一点文人的消极自由，一点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清初汉学的创始人及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阎若璩，乾嘉年间则分出地域性的学派：以戴震、江永、程瑶田为首的皖派，以惠士奇、惠栋、张惠言为代表的吴派，以焦循、王念孙、王引之为翘楚的扬州学派。他们之间的个人师承往往是交叉的，不像理学家、心学家那么讲究门户。他们注经解史的著作汗牛充栋，难以遍举，是今人研究历史的基础知识。没有汉学成就，人们还蒙在“伪史”或失之于谀的正史、失之于诬的野史中。继承这一脉学统的是现代“古史辨派”，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则是全人类——最让人感动的是海外汉学家——知识是无国界的。

汉学中有小学一脉，张之洞《书目答问》立“小学”一门，列了69人，其中有与经学家相重复的，所谓小学，是文字、音韵之学，旧称小学，本是经学的一部分。这一脉后来大昌盛，本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17门文字、音韵课程。清代的小学家，研究《说文解字》有四大家：桂馥、段玉裁、王筠、朱骏声；研究《尔雅》的则属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研究音韵学则以《广韵》、《集韵》等书为中心。还有在近世卓有影响的章黄学派。

由于宋元版刻的发达，传世的图书越来越多，明清两代的目录学也随之日益发展，清代又大大胜过明代，前面介绍私人藏书时约略提及。清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成为《明史稿·艺文志》的底本。总数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目录学顶峰了。阮元的《四库未收书提要》则是考见清廷不收什么书的索引。版本学是考证版本源流、鉴定版本真伪的专门学问。依据时代有宋版、元版、明版等等，根据刊刻地域的不同，有浙本、蜀本、闽本等等，根据刻本的质量分为精刻本、写刻本、百衲本等。据装祯分则有经折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等，根据文献的收藏和使用价值又分为孤本、秘本、珍本、稿本、善本、批本等等。清代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奉敕编篡《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以经史子集为纲，按版本年代分类，分别详记每书的刊刻年代、流传收藏、印章题识等等。此书问世后影响甚大，成为目录著作的范式。

今人研究汉学已成为专学，清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则是较早的汉学谱，康有为说该书故意写不高明的汉学家以暗贬汉学。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则勾勒了不同于《汉学师承

记》的学术线索，最简要明畅的要数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系统论》，先举清初之理学，后述雍、乾以降之经学及各地之学风，足见清代学术之大概，如勾勒汉学输入浙江的过程，信实可观。“民间文化”是清代成千上万学人默默耕耘出来的，民间文化的顶峰自然还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

各民族的文化及以洋人为主角的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清入关之初，八旗军旅不足十万，他们强调“满州根本”，又宣称“满汉一家”，不可阻挡的是基层的满汉同化。八旗汉军渐染满俗，八旗满州渐染汉俗，杂居共处，联姻通婚，语言习俗渐趋一致。满族出了一些文学家（如纳兰性德）、科学家、翻译家等等。八旗官学是向满人传送汉文化的教育传播的基础设施。

清代的蒙古族分为八旗蒙古、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其语言文字开始趋向统一。汉语小说译成蒙文的约计100多种。在文献古籍整理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涌现出一批有成绩的学者。本族的文学也获长足发展。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木刻本于18世纪初在蒙古地区流传。宗教文学很兴盛。

过去，回族分散于全国各地，从清代开始逐渐向西北集中，云南是仅次于西北的回族聚居区，他们有长途运输、经营商业的历史传统，他们卓越的才智与勤奋的干劲，使他们的聚居地大大开化进步起来。伊斯兰教的学者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新篇章，“回民义学”培养了回族科举出身的官员和文化人，回族文学也成绩可观。

藏族的宗教和史学在清代颇受重视，西藏各寺庙都发行了数量庞大的藏文《大藏经》，还有蒙文本和满文本。《西藏历史·春后之歌》一直为藏族史学界和国内外史学界所推崇。藏族的诗歌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局面，长篇小说也成熟了。

南方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傣族、瑶族等民族，各自的文化均有可称道的传承发展，在相互交叉感染之“传通”方面的实绩更是一言难尽。

中国在商业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逐渐纳入了世界市场，茶和瓷器在欧洲日益受重视，中国文化也因传教士和商人们回母国后的宣传而扩大了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法国的魁奈建议路易十五学习雍正皇帝，启蒙思想家和重农派的经济学家鼓吹中国的君主制，在西方掀起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中国成了被外国人称道的国度。但这时，中国接受西洋的新鲜玩意儿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把中国作为理想的国家型范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是从书本上了解中国，为“形击”其本国的缺陷而“逻辑”地推导出来的“说法”，如世界级的大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5）通过拉丁文本的《中国图志》、《中国哲学家孔子》（《论语》《大学》《中庸》加注释的合译本）、以及与中国的闵明我的通信了解了中国，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况》中说：“中国人能够竭尽所能的团结，以实现公共的安全和人类的秩序。”“如果理性是一付清凉的解毒剂，那么中国人就是最先获得这付药剂的民族。”他认为，为了对付四分五裂的德国和陷于道德沦丧的欧洲，最好的办法是请中国人来教导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天真的他，在哲学上沟通了中西两大文明，主要是他的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单子论融合了老子、孔子的“道”，至于他提出的成为计算机理论基础的二进制数学是否是从中国八卦思维中脱胎出来，尚有不同说法。 伏尔泰反驳有人对中国文化几千年不变的指责，说“中国人胜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地方，正是它的法律、风俗、语言在四千多年中的承袭未变。中国几乎发明了所有的技艺。”（《百科全书》“历史”条）他把儒家学说视为高于基督教的自然神论、理性宗教，中国的君主制也比法国的君主制高明，号召欧洲人向先进的中国文化学习。

欧洲人写的《中华帝国图》、《中国新地图》、《中国历史概要》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书籍，还有中国医药也为洋人重视，出现了洋人编写的《官话简易读法》和字典《拉丁文中文字汇手册》。所谓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潮，从欧洲人喝中国茶开始，到追求华瓷、仿制中国款式的丝绸、庭院建筑、室内陈设，还有出门坐轿的时髦风尚，——这些后来演变成英华庭园和法式马车。药物、脉学、针灸也介绍到了欧洲国家。1656年传教士编译《本草》部分内容的《中华植物志》（拉丁文本）在维也纳出版，1682年《中国医法举例》在德国出版，1683年《应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在汉堡出版，之后，针灸术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19世纪初，法国的大医院开设针灸专科了。

马若瑟在广州翻译的《赵氏孤儿》1734年初刊于《法兰西时报》，1735年全文收录于《中华帝国志》第三卷，1736年有了英译本，1747年有了德译本，感动了狂飚运动的领袖歌德，歌德对中国文化着迷，在《感伤主义的胜利》一剧中渗透了中国哲学、建筑、美学的情调，他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为成吉思汗被道义折服的五幕剧，用来宣扬孔子的学说，该剧翻译成俄文后，开拓了俄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倾心追慕，其中著名的“故事”不可胜计矣。

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标志着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康熙允许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信奉其东正教，为其在东直门建“北馆，俗称“罗刹庙”，俄国向北京派驻传道团，到1860年改成公使馆，俄国驻北京的传道团换班13次，155人。这些人将《四书》、《三字经》、《满州八旗通志》等译成俄文。也有为侵华而专门收集各种资料的文化特务。在俄国创建出中国学派，比英国人翟理斯更早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他也是许多俄国汉学家的老师。俄国作家最早访华的是《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冈察洛夫，普希金想随传道团来未果。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理论有老子的思想的因素。1845年两国交换图书时，普希金、果戈理的书被收藏在北京理藩院中，无人阅读，年久散失。中国的《红楼梦》被传道团的学员当成珍宝带回了俄国，即现在所说的“列宁格勒本”。

到日本的人数是空前的，明末避难、经商的人在长崎先后建了“唐三寺”，成为传递文化、双方人士联络的场所，不仅促进了日本禅宗的振兴，也对日本的知识界大有影响，尤其在建筑、美术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大。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及其后裔对日本的医术、书法、语言文学有持续性的贡献。《北山医案》、《北山医话》成为中医的新名著。本草学则获得了长足发展。长崎自江户时代就一直是学习汉语的中心，并形成了主张汉语直读、反对和训倒读的长崎派。由于华人移民的各方面的影响，使得明清小说如《水浒》、《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红楼》、《金瓶梅》成为日本人的流行读物，并形成了日本文学界取材于中国小说的“假名草子”派，其代表性的小说就是取材于《剪灯新话》的《御伽婢子》。

明清的通俗小说对朝鲜小说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无论是题材上还是写法上都是在模仿中国小说，如《洪允成传》之于《金瓶梅》、《玉楼梦》之于《红楼梦》都是明显的步趋仿效。朝鲜的汉城与越南的河内和顺化、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一样都是在“复制”中国的北京。

随着马尼拉帆船贸易的兴旺，中国的瓷器、各种扇子、壁纸和硬木家具成了美洲上流社会的日用摆设，营造中国情调成为时髦。中国的轿子和马车、纸牌、风筝、鞭炮、礼花在18世纪进入了美洲各大城市。中国“茶文化”通过美国商船直接进入了美国的上流社会，被中国人友好地称为“花旗夷人”的美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对中华文明由衷地赞佩，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有幸引进中国的工艺、技艺、进步的管理以及土特产，美国终会有朝一日成为中国那样人丁兴旺的国家”（《美国哲学学会会刊》第一卷，1771年）。

可惜乾隆爷在位第二十七年，实施了“闭关”政策，中国开始与世界“隔绝”，没有了冲突，就难有新质的大文化的传播，不但科技而且政治、经济、军事均以加速度开始落后于西方，清廷的本意是想用隔离来保全祖传老例，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文化，却偏偏再也保不住了。关起门来家天下的经验和“智慧”，以为割断交流传播，就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他们哪知道也不想知道，传播交流业已正在使世界一体化，洋人们文戏不灵，就来武戏了。推行奴化的清廷遂陷入皇帝权杖突然失效、在洋人面前茫然无措的境地。伟大的中华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期，到处传播的是失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