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新问题和新特点

一，还未能充分利用潜在的资源

我国经济存在着一些和一些新特点和新现象，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找出对策求得进一步的。

可以说第一个特点和问题就是中国目前未能充分利用潜在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如大量劳动力资源闲置，城镇约有20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有1.5亿的剩余劳动人口，市场上产品过剩，工厂生产能力闲置，库存增加，资金供大于求，银行里的存贷差现在已经上升到4万亿元，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等。刘先生的这一观察十分准确和精辟。但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即使已经调动的资源有的也没用在刀刃上，譬如，有些国债投资对就业拉动极小，平均投资11万元才能拉动一个就业岗位，而就社会当前的情况看，一般投资5万元或2万元就可以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这一类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很小。

到2002末我国居民储蓄已达到8.7万亿元，国家的外汇储备大约达到2900亿美元，外资2002年涌进来530亿美元。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庞大的资源。每年出现大量的外贸顺差，其实质就是资源外流，是向国外借贷。在国内，有很多资金聚集在股票市场上空转，就是投不到生产领域中来，形不成真实可见的实物资产，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第三是生产设备，现在85%的产品供大于求，许多产能过剩，开工不足，这是一种物力资源浪费。

因此，从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设备资源来看，中国都需要想办法调动起这些资源，再来一次快速发展。由于潜在的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内需不足，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自1997年以来，物价持续下降。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居民日常消费品，其价格都在一定程度地下降。当然房地产商品房一类产品除外。

物价下降，表面上看是生产过剩，供大于求，但实际上是个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这一原因导致了内需不足。有钱的人饱和了，不需要购买了，没钱人想买没有钱。现在我们该一下为什么潜在的资源得不到发挥的原因了。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使人们的收入分配拉开了距离，贫富差距近些年里在不断扩大。有人挣了大钱存到银行不消费。有人挣不着钱，无法消费。看看各项数字，全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率大约为25%，外贸进出口增长率为20%，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长20%，惟独消费增长在8—9%之间低位徘徊。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社会缺乏消费动力。钱是有的，都放在银行里呢，但不是那些极需消费的人的。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注重发展内部那些薄弱的地方了，那就是农村、中西部和城市里的贫困人口。

当前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68%，仍然有9亿人是农民。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说明了我国经济的化程度有限，城市化程度更是滞后。当人均GDP已经达到900美元的时候，城市户口人口比例大约只占总人口的20%[不含郊区农村人口]，比起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差得远。在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城市经济单兵独进，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出现饱和。因为市场就那么大，农民没有购买力，没有纵深是不行的。因此，在我们今天中国经济问题时，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二元结构仍然在羁绊着中国经济。地区和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必然到居民收入，而不均衡的收入是影响消费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城市化和集中发展。

二、关注我国经济的分散性和分层发展

2002年上半年经合组织的报告《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国内政策的挑战》曾这样评论中国经济：“由于中国经济极为分散的状况导致了资源利用的不足和低效，从前推动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正在失去其活力，由于经济日益受制于市场力量，单个部门独立发展的空间不断萎缩，经济问题的相互联系日趋紧密，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要求对实施改革的方式进行重大转变的阶段。”这一判断应当引起我们高度注意。如果让我们用具体的语言和事实来解释这句话的的意思，那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分散型工业发展，已经制约了中国工业、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让我们来看我国经济分散性的现状。从中国劳动者的就业特点来看中国经济的状态。劳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对我国就业状况有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层次低”。什么是就业层次低？具体讲就是工资劳动者所占比例比较低，自雇型就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有极高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工资就业人员是一个绝对多数的群体，一般占全部就业人员的80--90%，非薪酬的家庭就业人员在这些国家数量极少，只占就业总量的1%都不到，自营就业者一般在发达国家占总就业人口的10%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一般要占到30—50%。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2000年末，城镇职工人数为11259万人，私营企业雇员1021万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2820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员1139万人，上述四项加起来为26239万人，仅占我国全部就业人员[7.3亿]的35%。剩下的65%的从业人员统统是自雇型就业人员。所谓自雇型就业人员就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这一类人除了城乡间的个体户就是农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自雇型就业群体。解放50年了，中国仍然象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这些自雇型劳动者的产出和收入都是极其可怜的。目前中国农业的总产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以占社会半数以上的人口，拥有这么小的一点资源，从中可见中国劳动就业者之间拉开的巨大差距，城乡间和人际间的巨大差距！

分析一下劳动力就业状况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工业化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一个国家的工资劳动者多，自营就业人员和家庭工少，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比较发达，反之，说明该国正规经济部门不发达或低就业增长率。如果一个国家家庭工数量特别多，那就表明这个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农村经济和贫困。目前的中国，家庭工和自营劳动者的比例竟然高达65%。特别值得反省的是，改革20多年间，这一比例居然未有多大变化。这就应该引起社会高度的注意：20年来，我们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80年代兴起的蓬蓬勃勃的乡镇企业，由于它的分散性和独立性，已经使中国经济成为一个难以紧密结合和相互联系的整体，使中国产业结构出现一定的畸形，那就是在人均GDP已达到900美元的时候，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只占总劳动力的27.8%，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劳动力的50%，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仅占占总劳动力的22%。相比之下，1999年，美国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3.3%，英国为26%，日本为31.7%，德国为33.4%。我国的工业就业比例比美国还低1.3个百分点。近些年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提法在国内较为流行，但只要看一下我国的工业就业比例，就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发达程度。

这种结构导致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是0.32，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来320万人就业，90年代后，我国的就业弹性逐年下降到0.1，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带来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例如，经济增长8%，就能增加8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几乎已经降到负数，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不仅不增加反而还要减少。例如，“九五”期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仅下降了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不仅没上升反而减少了0.5个百分点，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就业人员只增加了2.7个百分点。当然，出现这种现象也与前些年积累下的大量隐蔽性失业突然显性化有关。

总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使潜在的资源难以产生聚集效益和整合效应。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分割。隔离发展和分层发展，曾经是南非、印度一类国家的发展模式。我国当年的计划经济用户籍管制将工人和农民隔开，将城市与农村隔开，将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中断。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削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其结果就是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脱节，经济结构也出现明显的分层化，其表现就是，一部分企业产品面向社会低层，另一部分企业产品和服务针对上层。资源在两个层次循环。如果一任市场机制的资源自由配置，资源将更多地向上层集中。也就是说工业发展了，产业结构没有变化，城市化没跟上，城乡结构变化不大。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发展后继无力，两极分化、贫富分化倒是成为新现象。20年间的这种发展既影响了社会的整合、人口的整合，也影响了经济的整合。所有事实表明，中国今后的改革应不再强调单一部门的发展，而是集中于整体经济政策，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中国有待于进行第二次工业化运动，那就是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资源，在农村地区掀起一场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

三、还要集中，

城市化带动整合和经济整合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综合性、规模性和整合性都成了一国经济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欧洲国家之所以在近20年里致力于建立欧盟经济共同体，就是因为它们各国的单独发展已经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配置，阻碍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它们在同一个大陆板块上联合起来，打破内部层层分割，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大市场，人力和物力资源在这个大市场内自由流通。欧盟的出现对于增进欧洲这一大陆的经济效益是无庸置疑的。

反观我国，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部门分割、地区分割、城乡分割、行政分割仍起着障碍作用。如果没有城乡户籍分割，如果没有对农民的排斥，中国乡镇不会遍地开花，中国的布局不会象今天这样分散，中国的城市化率不会这么低。如果没有僵化的行政分割，地区差距也不会拉得这么大。至于说行业，如果没有这么多婆婆和多头管理，可能不会出现重复建设、内耗、相互掣肘和低效率。

因此，中国改革的下一个目标毫无疑问地已进行到打破部门分割的阶段。这一任务对国内政策的制定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对中国政府的自身改革是一大挑战。这一切说明：中国改革的下一阶段将更多地集中到政府自身，那就是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中国经济今后的增长点是城市化。城市化是干什么？就是聚集人口，打开城门放农民进城，在合适的地区再造几座深圳式的大城市，同时，国家财政向农民转移支付财力，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无此魄力和规划，中国经济就难以再度实现高速增长。目前我国大小城市仅有660多个，有部门认为，到2020年我国的大中城市要增加到1000个。

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推动第三产业服务业，吸纳大批人口就业，增加进城人口的收入。在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才能上去，内需才能上去。如果中国经济的瓶颈被打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10%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发展10年都是没的。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元、2020年达到40万亿元都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十六大向我们指出的小康目标。当然，城市化必然带动中国由外向型发展转向内向型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已经到了内向发展的阶段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发生重大而根本的转变，分配收入政策也将更加向再分配倾斜。当然，这一只能放到下一篇文章来阐述了。

四、关注中国经济的多元化

目前的中国经济再也不是国有经济铁板一块了。不仅在经济成分中冒出了一大块民营经济，更冒出了一大块外资经济。外资经济目前占中国经济的多大比例？估算一下可以知道。开放改革20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45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4万亿元。目前，国有资产大约为11万亿元[不包括地下资源]，民营资产大约6万亿元，外商资产大约4万亿元。这就是目前我国的资产结构。由于11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中含有大约3万亿元的非经营性资产，因此，我国经营性资产的总数中有一半是民营和外资的。在产出方面，国有企业的产出仅占总产出的35%，非国有经济的产出已达到65%。

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待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这个概念，那就是大约1/4的贡献来自外资企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1万多亿元的速度在增长，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产出，所获利润也大部分归外商即跨国公司所有。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GDP的增大呢？是不是GDP越大越好？如果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当然是GDP越大越好。如果是靠外资的力量做大GDP，也要小心。增加GDP最简便有效的的办法就是吸引外来投资，让国外资本大量涌入，2002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2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500亿元，一下子就可以使我国的GDP增长2个百分点。目前，我们国家采取的是欢迎国外投资的政策，竞争性的部门对外资绝对敞开大门，要借外资的力量来建设中国，活跃中国经济。但在这种大力招商引资的形势下，中国人仍然要保持一份清醒。不一定外资越多越好，还要看到外资对内资的排斥和竞争。

首先，国外资本进入中国不是来扶贫的。资本的本质是赢利。不赢利外资是不会进入的。以康师傅为例，这家台商在华经营10年，据说已汇回的利润有200多亿元。至于说与上海汽车公司合资生产桑塔那轿车的德国大众公司，已经从中国不知收回了多少倍于投资的利润。最近有报道说台北市的超豪宅出现热卖现象，有人用2.6亿元新台币一口气买下两户超豪宅，外加十几个停车位。这些人大多是那些在祖国大陆投资赚了钱又把资金回流台湾的台商，他们在购房者中的比例高达40-50%。[《经济日报》2003年1月12日，]

入世近一年来，外资加快了对中国市场的进入，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人民币呈现升值趋势，从外汇投机角度看，外资有进入中国的趋向。二是跨国资本看中与中国国内垄断部门的合作，以获取垄断利润。例如美国柯达公司以排他性的条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投资中国25亿美元。各世界汽车生产厂家纷纷与国内企业合资，北京汽车公司与韩国最近生产出索纳塔轿车，目前，各汽车企业已形成八国联军之势，共同瓜分中国市场。

五、值得注意的内外垄断利润

据报道，外商在上海的投资回报率平均在25%左右。2001年上海的2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共实现利润233亿元人民币，比2000年增长7%，其中贝尔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的利润分别超过9亿元和8亿元。当年上海外企共缴纳税款192亿元，比上年增长21%。2000年，在沪的463家已赢利外企工业大企业平均投资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实到注册资本]达到了24.7%，远远高于全市工业13.3%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463家大型外企仅需4年多一点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另外，这些企业平均净资产增值率[企业资产总额扣除负债总额后，除以累计实到注册资本总额]为150.3%，高出全市工业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这两项指标均在中国居领先地位。

在这种高利润的引诱下，2001年，上海利用外资的金额为73.73亿美元，同比增长15.4%，位居全国第一。苏州利用外资的金额达到7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6%，位居全国第二。苏州在2001年1-10月，吸引外资66亿美元，利用外资的水平一度超过上海，上海第一次失去了保持了9年之久的龙头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增长有多少来自外国资本，我国的GDP当中有多少是外资。当人们不理解地思索：中国经济为什么如此高速增长时，看看外资的涌入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看到外资带来的好处，也要看到外资对内资的冲击及对国内企业的威胁。可以这么说，没有外资在沿海地区的崛起，就没有我国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东北的一些老工业企业就是在外资的冲击下衰落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外资企业工作，全国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就业人数大约已达到3000万，占我国城镇劳动力的1/5。如果今后外资企业的比例继续加大，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外企工作，我国的内部资源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与外部资源结合。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拓展毫无疑问将使中国内部中小企业受到更大的挤压。

六、跨国公司市场攻势咄咄逼人

入世一年来，许多外资在表现不凡。据报道，2001年韩国在华投资的LG微波炉今年产量将达到700多万台，较去年增长了93.8%，销量增长88%，出口增长189%，在中国的产能已接近1000万台。然而就在2001年，LG微波炉的产销规模还只有300多万台，与格兰仕相差600万台。但今年两者的出口量便十分接近了：格兰仕是557万台，LG达到513万台。

这说明外国公司在中国正在显示出它们巨大的优势。外国公司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企业管理有关。比如在公司的成本控制及原材料采购上就有很多技巧，它们往往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比如LG空调制造中两器（冷凝器、蒸发器）的成本非常低，国内企业蒸发器用的是9毫米的铜管，而LG用的是6毫米的铜管，耗材少了许多。

继LG之后，将是摩托罗拉、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这些年里，中国不少企业对跨国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缺乏认识，总以为这些庞然大物在身边无关疼痒。孰不知这些本土化的外企正在俏销地崛起。例如，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GE]，它在中国的投资建厂已达到大约十几家。目前我国的照明产品已被通用电气占了半壁江山。不仅在生产方面，GE还正在转变身份，从一个电器的制造商转变为电器的供应商。在全球制造业能力过剩、利润水平日益下降的趋势中，GE电器主要的获利手段不再是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而是其全球销售渠道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的世界品牌优势。GE正在利用中国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创造利润。

再以伊莱克斯为例，它在中国的几个设厂已经完全本土化，清一色的中国的员工和中国高层管理。在采购方面，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优势，通过整合中国的制造力资源，正在显示出其产品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很多大单不是落在国内企业手中，而是被三星、LG等企业拿去。在空调出口上，只有珠海的格力公司靠着其产品的可靠性和低返修率，能够抢到一些海外大单。从入世后第一年的表现看，很难想象今后几年的变化。因此，中国企业还要有充分的忧患意识。

国有企业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的确存在较大差距，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规模小，在我国中，还缺乏一批能够支撑和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我国520户国家重点企业的销售收入之和，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前两名（美国通用汽车、德国克莱斯勒）年销售收入之和的98%；二是运行质量差，特别是国有中小型企业存在的很多，据有关部门材料，目前我国国有中小型企业超过5万户，职工人数约1400万人，盈亏相抵已连续5年净亏损。在流通领域中，除粮食企业亏损挂账2000多亿元之外，国有物资企业和商业企业也已连续多年亏损，形势不容乐观；三是盈利能力低，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尽人意，从1998年世界500强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石化集团（73位）总收入达340亿美元，利润仅有1.94亿美元，在石化行业27家入榜企业中利润排在倒数第7位；收入利润率仅为1%，排在倒数第6位，这与排在第一的埃克森石油高达6%的收入利润率形成鲜明对比。

七、跨国公司已不愿再与中方企业分享利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合资公司独资化将愈演愈烈。宝洁公司以迁出广州市为相威胁，迫使广州市做出让步，使其成为独资公司。创始于1837年的宝洁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2000-2001财政年度，公司全年销售额为392亿美元。在《财富》杂志最新评选出的全球500家最大工业/服务业企业中派名第75位。此公司全球雇员超过10万，在全球70多个国家设有工厂及分公司，所经营的250多个品牌产品畅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8年8月18日，宝洁正式登陆中国，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业绩。宝洁先与广州肥皂厂、香港合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进出口贸易公司共同成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宝洁有限公司。迄今为止，宝洁公司已陆续在广州、北京、上海、成都、天津、苏州等地设有十几家合资、独资企业。宝洁在华投资总额已超过3亿美元。它拥有4500名员工。自1993年起，宝洁公司连续七年成为全国轻工行业向国家上缴税金最多的企业。宝洁在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销售额突破350亿美元，赶上1998年全球销售总额。

1998年12月12日，广州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宝洁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签定协议，将所持有的广州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12%的股权和360万美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宝洁合记黄埔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7800万元人民币。宝洁合记黄埔有限公司以现金支票支付方式受让该项股权，协议生效日为1999年1月7日，转让价款于1999年3月29日到帐。

2000年9月10日，北京日化二厂向外界正式宣布：已经与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品牌商标的使用合同，收晖合资使用已6年的“熊猫”品牌。此前的6个月，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已提前终止与北京日化二厂的合资合作，将合资企业北京熊猫宝洁公司转为外商独资企业。

2001年，广州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对“高富力”等品牌洗衣粉许可商标的专属许可使用权，支付给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人民币3300万元作为它停止使用该许可商标的补偿。

1999年12月1日，广州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协定协议，以人民币4749万元受让对方所持有的韶关浪奇宝洁有限公司的100%股权。2001年2月，韶关浪奇宝洁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更名为韶关浪奇有限公司。

2001年初，中国宝洁决定放弃起所持有的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60%的股权，广州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放弃收购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外放股东----中国宝洁所持有的60%的股权。4月20日，中国宝洁将起所拥有的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香港高力公司。

2002年，广州市工业企业最大的利税户----中外合资广州宝洁有限公司，也将逐步过渡为外商独资企业，广州市政府已原则同意转让该公司的全部中方股份。这种做法已给我们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它可能出现的后果是：

1，垄断市场，挤占国内企业市场份额，跨国公司通过追加投资等方式来实现独资化的进程，一方面逐步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逐步形成了对市场的垄断，激战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虽然说通过以往多年的竟镇，国内已经形成一批在产品技术开发能力、品牌、竞争力、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并呈现出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不过这些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实力有一定差距。跨国公司一旦通过独资化形成对市场的垄断，将对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个严峻的考验。

2，技术垄断将进一步加强。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的立身之本，它们不愿与东道国的企业一起分享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好处。跨国公司的独资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先进技术的传播，对国内企业设置了更高的障碍。

3，原有的民族品牌逐步退出。1994年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合资成立了北京熊猫宝洁洗涤用品公司，合资后，曾经位列洗衣粉市场前三名的熊猫品牌产销量逐年下降，如今北京日化二厂收回了熊猫品牌，但要收回失地要花费很大力气。

八、农业方面的较量刚刚拉开序幕

2002 年在农产品进出方面出现好现象，进口总额下降，出口总额却出现大幅上涨。我国承诺2002年小麦进口关税配额量846.8万吨、玉米585万吨、大米399万吨。但2002年1--9月份，小麦进口量仅占关税配额量的6.6%，玉米则只占0.1%，大米占4%。2002年1-9月份，我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126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13亿美元，增幅11.5%；农产品贸易顺差扩大到39亿美元，增加13.3亿美元，增幅52%，占同期全国进出口顺差的29%，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行业之一。

进口下降主要是因为大豆进口大幅度减少。2002年进口下降幅度较大的农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大麦、玉米。其中大豆是近年我国主要进口产品，但2002年1-9月份，大豆进口比去年同期减少355万吨，减幅达32%。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1/3下降到不足1/5。

2002年的表现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农产品不会遭受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呢？也很难下这种结论。2002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国内粮食过剩，从而避免了国外玉米、小麦等关税配额农产品冲击我国市场。2002 年尽管粮食进口较少，但食糖、豆油、棉花等其他关税配额农产品，配额完成率已经分别达到60%（105万吨）、14%（35万吨）和11.3%（9万吨）。估计今后这些农产品的进口配额会进一步增加，市场开放的压力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另外，如果扣除2001年额外多进口的300万吨大豆因素，2002年1--9月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实际比去年同期增加1.1%。因此，2002年的农产品进口实际上是呈增长趋势的。

九、关注国民收入的均衡性

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也就是说财富在不断地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但增加出的这些财富又不是均匀地落到每个公民头上。最明显地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近5年来，城市居民的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在10%以上，而平均可能只有3%，如果不以平均数来，更多的农民收入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因为农产品连续5年处在降价状态，农民的收入怎能增加呢。城市的居民收入也在拉开，好企业与坏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收入拉开距离，白领与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开。一句话，今天的经济增长再也不是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长俱长，一增俱增。

因此，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每个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要动脑筋去争取获得这些增长着的财富。政府也要动脑筋使财富在各群体间均衡地分布。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那就是告诉人们尽管我国的经济在发展，财富在增加，但决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发财。有些人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被淘汰出局，退出竞争市场，被迫下岗，进入社会低保行列。这就是今天中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均衡发展或说非均衡发展。这是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后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机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弊端，优点是逼着每个人都要参与竞争，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自身潜能，缺点是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分化。

当前还有一类收入分化不是由市场的自由竞争造成的，而是体制和制度造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垄断和分割上面。垄断部门靠着市场垄断和定价权可以轻松地获取高额利润，实现个人的和行业的富裕。而处在非垄断领域的人们却没有这种利润特权。分割也能造成贫富差距，中国最大的分割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用户籍制度把城乡之间的居民分割起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农村居民难以得到化的好处。从目前来看，造成我国收入分化的两大因素主要是这两者：垄断和分割。当然还有特权和腐败等因素。

之所以要指出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之所以要减少收入的差距，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经济能顺利而快速地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便会减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富人难以大肆消费，导致一部分财富积累起来，沉淀下去，资源不能得到很好地利用，经济就不能快速运转。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尤其需要提倡发展的均衡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旦失去了均衡，便很容易使经济的后续发展受到。例如，如果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收入上不去，9亿多人口缺乏消费能力，中国就要出现生产过剩，经济速度就要降下来。好在这一点最近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综上所述，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严峻的，不仅中国企业要奋起迎接挑战，中国政府还要在政策和发展战略上做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