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东扩与大国博弈

2004年5月1日，欧盟正式接纳来自中东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的10个新成员国，成为拥有25个成员国的庞大联盟。从地理版图上看，除了独联体国家和南联盟各国，整个欧洲北部、西部和南部将连为一体。

以柏林墙的倒塌为契机，整合的浪潮弥漫欧洲，十多年间成就了蔚为壮观的欧洲大联盟。这变迁令人惊叹，也叫人琢磨——它将如何改写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当然，这样的改写才刚刚开始。

首先来看跨大西洋关系，这对关系的走向牵动着近年来国关学界最优秀的脑细胞。一般来说，跨大西洋关系指的是欧美关系。长时间来，这是一种以全方位合作著称于世的结盟关系。然而，投契的表象下未必没有暗涌，一场伊拉克战争陡然将两者在战略利益、乃至理念文化上的矛盾与差异暴露无遗。当然，仅凭这个就断言欧美关系大厦将倾，似乎还为时尚早，但时下坊间对两者之间种种矛盾的揣测和担忧，也不是无风起浪——大西洋正在具有超越地理意义上断裂含意。而发生在这个时候的欧盟东扩，则可算是对这种断裂的铺陈和预警。

应该说，欧盟东扩本身，是欧美共同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结果。冷战的结束，是欧美密切配合的产物，而这便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此番加入欧盟10个国家有8个是前苏联经互会成员，而在这些国家中推广市场经济、建立民主制度、维持稳定局面，显然也是欧美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能遮蔽正在实现的东扩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现实挑战。

在行而下的基础，欧盟的扩容，是欧洲式的市场经济的扩展，是欧盟经济势力范围的延伸，而这则是以多年的经济实际发展作为支撑的。从外贸结构看，新成员对欧盟的出口大都占了其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2002年统计，波兰75％，捷克66％，立陶宛50％，匈牙利76％），它们对欧盟市场的占有则从1990年代中的9.5％上升到了近年的13％。以上数字证明了新成员与欧盟、而非美国的经济亲缘。在欧美经济摩擦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关系无疑将在竞争的天平上为欧洲增添砝码。

仅以上述几句话说明新成员加入可能给欧美经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然失于简单。事实上，政治甚至舆论的走向，都会有其经济的表现。当下，欧洲人一个相当普遍的心态是，东扩是欧盟十年来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的结果，而由美国牵头的北约却坐享其成。与此同时进行的北约东扩，先行一步已经将大体相同的中东欧成员国纳入这个冷战遗留下来的战略合作组织之中。在不少欧盟成员看来，这不是没有“我播种，你收获”的感觉的。美国人常常取笑欧洲人“好搭便车”，如今这一话柄倒是落入了欧洲人的手中。

取笑归取笑，北约与欧盟确实是功能不同的两个地区性组织。前者强调战略合作，或可称为集体安全组织；后者则主要是一个经济政治合作组织，战略问题暂时还不是欧盟的主要功能。这种不同既为两个组织的同时存在（同时东扩）提供了依据，也带来了两者关系中一个较“心态”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欧盟希望新加盟的成员国将本国资源集中投入到各自的社会经济改革当中，以便更快地追赶一般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更好地融入“欧洲”；而北约则要求这些国家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改革，全面提升国防能力，以达到北约的一般标准。当然，北约不等于美国，而它与欧盟也都有着发展战略防务和加强安全合作的诉求，但是，它们对于新成员国的不同期许，势必对未来的美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新成员国，尤其是波兰，其内部发展也有值得瞩目之处。多年来，美国把波兰作为中东欧的“领袖国家”加以栽培，宣扬波兰“天然地具有大西洋主义的情结”，而波兰的改革进程中也颇多美国的烙印。这一态势的发展，不但令欧盟一些现有成员国侧目，也使得近旁的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感到不安，而波兰对伊拉克战争的全力支持，更令欧洲舆论惊呼：美国要分化欧洲！而近来，尤其是西班牙“3·11”爆炸案后，波兰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松动，并趋向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甚至可能在西班牙之后从伊拉克撤出军队。而这，显然不是美国喜闻乐见的。可以预见，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积极”的欧盟新成员立场的回摆，会进一步借欧盟东扩之机作用于微妙变化中的欧美关系。

如果说欧盟东扩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还只在微妙的开始，那么它给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数则已相当明显。伊拉克战争后，俄欧的疏离世人有目共睹，国际舆论对此也没有太多争论。

然而，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总是叫人吃惊。这几日，他一改对欧盟对俄政策的批评，称“欧盟的扩大不是问题”，令来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及贸易代表拉米大为高兴，而就不久前，他还公开指责欧盟主席国的轮值制度“不合时宜”。一时间，对俄欧关系感到悲观的政治评论家们纷纷调转笔锋，欢呼俄欧之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调处大国关系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回到欧洲”——坚持自己是欧洲的一员，刻意接近欧洲和欧盟。三年前，笔者在华盛顿目睹的一场辩论可为佐证。当时，俄罗斯议会外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热情洋溢地将欧盟称为“和平的表征”，至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他则颇不以为然地指为“冷战的最大遗产”。此语立即遭到布热金斯基的反唇相讥，他预言：加入北约，将成为中东欧国家自己的愿望。

而历史似乎总喜欢站在美国人一边。“9·11”后，普京抓住机会，通过合作反恐，大幅度推进了与美国的关系，直至2002年，布热金斯基的预言成真——俄罗斯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约，双方签署《罗马宣言》进行合作。而俄欧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陷入了低谷，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加里宁格勒“飞地”、俄罗斯加入WTO等问题，但归根结底，这仍是对一种正在发生的改变的不适应——欧盟东扩之后，该如何发展俄欧关系？双方显然都还不甚明了。

那么，欧盟东扩到底给俄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困扰？一是1997年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的问题。协议签订时，欧盟只有15个成员国，此番扩容就带来了旧协议是否使用于新成员的问题。显然，俄罗斯方面希望的答案是“否”，由于欧盟吸纳的多是中东欧原属苏联阵营的国家，莫斯科担心协议一旦适用，则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原有经济联系的中断，失去从苏联继承下来的一些特权。而欧盟的答案则是明明白白的“是”，因这本身是欧洲一体化的要求。目前双方已就此展开谈判，考虑协议适用的过渡时期和对俄罗斯的补偿等。

二是加里宁格勒“飞地”问题。依据旧制，加里宁格勒居民可直接通过波兰、立陶宛进入俄罗斯腹地。但随着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它们与加里宁格勒的边界将成为欧盟的对外边界，而依据欧盟的申报协议，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腹地的往来将变得相当困难。为此，俄罗斯与欧盟发生了激烈争执。

三是俄与欧盟新成员的贸易关系。在俄方看来，欧盟东扩将使它遭受多方面的经济损失，包括新成员按照全欧标准执行比过去更高的关税，俄粮食和畜牧产品的出口也将受限制，而这样的损失将达到每年3－15欧元。另外，欧盟东扩还引出了在新成员如何保护讲俄语人群的权益的问题。

而如前所述，俄欧关系在历经数月的低潮后出现了转机。前天，俄罗斯方面宣布，俄欧间新的合作协议文本已经敲定。据称，除了加里宁格勒问题与保护俄语弱势群体的问题尚待解决之外，其余问题都已经迎刃而解。由此看来，虽俄罗斯对一些欧洲国家固执己见仍有不满，甚至暗示备下后手以应不时之需，但妥协已成定局。

俄罗斯对欧盟关系历经一番争执，依旧回到了后冷战的的一般逻辑上来。应该说，在对欧洲的问题上，多数俄罗斯人是抱着“被攻击者”的心态的，这也使得双方关系虽有多年苦心经营，仍不免受挫。但在欧盟与北约同时东扩，而俄罗斯却无力抵抗的背景之下，虚与委蛇、在美欧之间巧妙周旋，似乎仍是普京唯一的外交出路。最近，有俄罗斯友人告知：“欧盟东扩对俄罗斯而言，冲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欧盟与俄罗斯相得益彰。”也许，在一个长时空中，欧俄相对接近仍是定势。

从欧盟东扩所引发或蕴含的大国关系变化大体上是朝着戴维·卡莱欧教授所揭示的“三极泛欧洲体系”构架在发展着。其实质是以欧、美、俄三大块都保持各自的特征，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均势体系来确保欧洲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欧洲竞争态势的相对上升，俄罗斯仍然拥有大国间斡旋的巨大空间，而美国则是无近虑、有远忧，真正要象布热津斯基先生所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往后的15—20年中，要学会与欧洲，中国等国平起平坐。

大国关系的这种日积月累的缓慢变化在欧盟东扩的推动下显然是加快了脚步。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机会大大地多于挑战。

首先，欧盟东扩的结果是一大批非典型欧洲文化国家，或称之为是属于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加入了欧盟，这样使得欧盟原有的单一西欧文明背景显得五光十色。法、德、意、英这样一类典型的传统西欧文明国家开始与来自中东欧地区、东南欧地区、波罗的海已将各种语言各种文明背景的新成员国同坐同桌旁边商讨欧盟一体化的大业。欧盟文化背景的迅速多样化，使得欧盟不光将有更大的空间来扩散欧洲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也使得自身从欧洲偏远、边缘地区文明获得更多滋养。这样的一种趋于多样化、尊重多元文明的发展趋势必定产生外溢，使得欧盟在与非欧文明国家交往时更具有建设性态度。欧盟政治文化的这种宽容态度无疑为中国与欧洲间的提升交往水平提供了基础，为此作了注脚。 其次，欧盟新吸收入盟的十个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与中国有着较为紧密的传统关系的原“东欧国家”。多年以来，在欧盟社会经济标准线的导引，推动之下，这些前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笔者数月之前前往东欧访问，特别是捷、波、匈等“维谢格拉德”国家蓬勃向上的相当振作的精神状态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传统市场，如果这里的经济发展态势顺当，那么，对于希望扩大海外市场的中国来说，也无疑是一大福音。

此外，随着欧盟向东扩展，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西欧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彰显。当年，德法各曾有大力发展欧亚大陆心脏部位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幅度推入进公路、铁路建设的宏伟理想。欧盟这一构想的实施方向甚至还包括俄罗斯、中亚等独联体国家这样的一种发展计划是以打通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到出海口通道为目标，从长期看，中国显然是受益方。

从理论上讲，欧盟东扩这一复杂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为世界其它地方的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提供了范例。虽然，从关税同盟到经货联盟再到自由贸易区，然后再提升到政治与安全联盟的过程颇多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提炼与总结，但是笔者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仍然具有不少可以普遍借鉴的地方。包括从煤钢联营入手化干戈为玉帛，在法德之间建立起全方位合作机制的欧洲共同体最初阶段，大有可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可咀嚼之处。比如，有人认为东北亚能源合作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当年煤钢联营的做法，不失是一种走出僵局的努力。即使是亚洲地区走向区域一体化多半可能是首先起于次区域，也可以从欧盟内部各个次区域层面的合作中获得借鉴。

欧盟东扩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当然也包含着若干挑战。事实上，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相对取得成功的不止是中国，波、捷、匈等一连串“维谢格拉德”国家实际上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停止衰退，开始出现增长。现在，根据欧盟专家的观察，捷克共和国的银行私有化手段比德国还要高；波兰的能源市场比法国更加自由。⑧换言之，经济转型的比较告诉我们，并非可以不分清红皂白地一概排斥在中东欧国家长期实施的经济改革，问题只在于如何切合国情。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入盟无论在投资与市场方面显然也都会受欧盟的支持，造成中国份额的相对减少。包括原东欧国家经过十多年民主改革的洗礼，已经初步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构架，并保持它的良好运作，这对于尚在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改革路径的我们而言，也依然是一个竞争与挑战。有此有关，在欧洲，人们担心欧盟东扩反而会给中欧间的高科技和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定的肘掣。最后，由欧盟东扩这一类新事物所大大复杂化了的大国关系，也远比中美破冰、中日复交那一时期来得扑溯迷离。对于这种多边外交的参与，还始终是中国外交官与专家们的一项新课题。

当然，欧盟东扩为中国外交和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在当前看来，还是多于上述挑战的压力。问题在于，把握机会本身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