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模式分析

楼旭东  2012-01-10

【摘要】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奉行的理念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 【关键词】日本模式 新闻传播 素养教育 1.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研究日本的新闻教育,必须要提的三位人物是松本君平、小野秀雄、小山荣三。松本君平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日本的奠基之作。1918年,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做讲师,毛泽东听课半年)即使用此教材。由于当时日语几乎全是汉字,所以可直接引进。小野秀雄1926年创办《新闻学研究》期刊,1929年创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1932年创办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1951年发起日本新闻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小山荣三1935年出版《新闻学》,1946年出版《舆论调查概要》,1949年创建东京大学世论研究所并任所长,1969年出版《新闻学原理》,其弟子饱户弘(后任世论所所长)也是我的导师水野博介的老师。传播学传入日本较早。目前在日本国立及私立的四年制大学中开设六门以上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的高校有67所,其中有22所高校开设17门课程以上。在上述67所高校中,开设传播学系的高校不足10%,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只占25%,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讲座的高校也不足25%。 2003年,通过对开设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17门以上的22所高校所做的调查表明:课程主要集中在多媒体及新媒体(23.7%)、大众媒体(20.1%)、传播学(16.3%)、广播电视(15.4%)、大众传播史(14.7%)、新闻学(14.7%)、文化及大众文化(12.1%)、情报社会及情报化(11.8%)、媒介产业(10.0%)、国际及跨文化传播(9.7%)、广告(9.2%)等。日语中的情报与中文里的情报意思不同,正如经济、广告、会计等近代许多词汇一样,情报也是从日文中引用过来的。但日文中的情报,以1921年为界,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变化,而我国仍沿用至今。1876年,日本陆军少佐酒井忠恕翻译《法国步兵阵中要务实施演习轨典》,首次使用“情报”一词。1903年,森林太郎,即后来明治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森鸥外翻译库拉吾泽威茨的《大战学理》。“情报”一词引入我国并定着下来。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1年藤冈胜二出版的《大英和辞典》又第一次将信息译为情报。从此,情报的含义在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日本变了,中国没变。

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新闻媒体也录用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工作。日本传播教育乃至日本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的理念,使这种自由的转换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2003年通过对日本23家各类媒体所做的调查表明:传播媒体希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方向应该定位在:①具有平衡的思考能力;②拥有宽泛的知识结构;③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④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日本的传播教育对学生的一般教养的培养非常重视,传播媒介也更需要基础知识宽厚扎实和一般性(非专业性)工作能力良好的人,反而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从媒体对传播教学部门的需求来看,以日本五大报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为了培养你思考问题的方法;有关采写编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则是踏进媒体后通过培训和锻炼等来获取的。媒体的要求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把事实公正地报道出来,还应是社会分析家、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员。为了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就必须进行系统的专门训练。除了学习信息收集、写作方法、计算机操作等等之外,还要学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性标准化教育。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员工进入报社后,先要在各大报社的总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报社的运行机制、内部管理规程、职业道德等等诸多方面。据说有些报社还为新进人员的培训请来了律师,讲解采访活动中涉及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总部培训结束后,则全部被分配到该报社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社去接受锻炼。其理由是,总社的各个部门分工比较细,新进员工无法体验到所有的工种,而分社则不同,一般需要负责一个省或市的报道,涉及的面较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在地方分社(1至2个)全方位地锻炼了数年后,积累了经验,再回到总社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在分社还是在总社,在成为一名熟练的记者以前,一般都要接受经验丰富的记者或编辑的指导。这种指导既涉及采写编评等专业知识,又包含了作为一名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人格。另外,每隔数年,还要对记者进行一次集训。而且,在地方还多数从治安报道入手,叫做“回转警察”,据说在日本做新闻这方面是最简单的。没有个人发挥,只要听警察的话、多拜访警局即可。 2.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在日本,对新闻教育的理解通常有三个层面,即专门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训练。试分述如下。 首先,看一下专业教育,即以培养新闻工作者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三个层面中,这是相对最不发达的。在日本全国500多所大学中,设立新闻院、系、专业的,只有27所,约占1/20。而同期的美国为700多所,中国为600多所。固然,与中国相比,由于日本的人口约为中国的1/10,这个数字亦不算小;但与美国相比,则差距还是十分悬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在职业训练层面上的观念和机制不同:前者依赖传媒,而后者倚重学校。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动向,即“新闻”概念的扩大化。既然新闻教育机构的兴盛依托于信息化的洪流大潮,则广义的信息教育也就必然地、势不可挡地渗入了传统的新闻教育内容。这里仅观察一下各院系专业的名称,就不难看出这一从“新闻”到“信息”的大趋势。在上述27个教育机构中,至今仍以“新闻”命名的,仅有4个,甚至一贯流行的“大众传播”称谓也只有6个,而挂起“信息(情报)•传播”招牌的最多,达9个,并呈越来越多之势(参见表4)。

尤需注意的是,日本始终没有出现过“新闻学院”。仅有的两个学院级机构,一称“情报学院”(文教大学),一称“传播学院”(东京经济大学)。在这类学院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科也好,大众传播学科也好,自然都只是广义(社会)信息(传播)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院为例,它下设“个人与共同体”、“组织与产业”、“异文化”三个系,分别展开有关“家庭、社区等传播”、“企业、社团、行政机构等传播”、“宗教、语言等异文化之间传播”的研究和教育,这就完全打破了历来的构架,不再以具体传播学科而是以社会活动领域作为划分、确定培养目标类型的基准。正如该学院创立宗旨所指出的,在信息化社会中,一切领域都迫切需要信息(情报)和传播的专家。为此,培养大批信息和传播的“通才”,就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其次,再看本科教育,更能进一步体会上述信息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专门教育相比,这个层面显得格外热闹。500多所大学中,开设相关课程的,现有140多所,比70年代初的30多所,翻了两番。同期,课程数也从300多门迅速攀升为1500多门。有趣的是,这些课程名称所使用的关键词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闻”从狭义向广义即“大众传播”乃至“情报•传媒”扩展的轨迹(参见表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学科的消失。事实上,“新闻”、“传媒”及“报纸”、“广电”等微观性、操作性课程也在不断增加,只是速度相对慢一些。但无论如何,在讲授宏观性、理论性课程时,从“大众传播”及至“情报传播”的高度来把握“新闻”和各种“传播”现象,确已成为主流。 概而言之,在整个社会急速信息化(导致各行各业都空前急迫地需要新闻和传播知识)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得天独厚地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现状而言,整个传媒界中,新闻类毕业生仍只占少数,但可以肯定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述普及教育的发达,进入传媒的各类毕业生中拥有一定的新闻相关知识的越来越多了,这自然受到传媒的欢迎。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学校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包括传媒在内的用人单位的需求。 最后,从职业训练层面看,则可以发现日本新闻教育机制的最大特点——新闻(大众传播)工作者的培养或者说最后造就,主要靠传媒自身而非学校,即传媒仍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对年轻职员进行系统的以实务为主的职业训练。与此相关联,在每年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中,传媒一般不特别青眯新闻院系专业的毕业生(如前所述,由此而造成专门教育的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日本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主要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3.从新闻到“情报”,从东京大学到上智大学。以上是对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全景式的勾勒。接下来,拟通过个案分析,获得对细部的了解。 在日本高校现有的20多个新闻院系专业中,创建于1932年的上智(SOPHLA)大学新闻系是最古老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一。比它再早的,唯有成立于1929年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它是1949年由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改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 由此一般认为,上智偏重教育,东大偏重研究,可以说,上智的办学模式,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综观“上智模式”有以下特点: 3.1 教育宗旨——由“专才”变“精英”。早年,上智与其他新闻院系专业一样,曾经以“培养记者(及编辑)”为唯一目标。如今,适应信息化形势的需要,改为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通用型人才。强调即使不进传媒,也要成为“富有良知的社会一员”。 3.2 课程体系——通识/研究。与上述思路相配合,上智的课程设置比较合理、灵活,请参阅表4。四个学年中,一共有三套课程:必修课、必修选择课(分为A、B、C三个系列,每个系列至少选一门)、任意选择课。专业课程数计32门,约140个学分,要求从中最少修满96个学分;公共课程数除必修课(外语、体育、人类学)的16个学分之外,还要求在全校公共选择课中修满24个学分。也就是说,总计取得136个学分的学生,就可以毕业了。如表4所示,这一体系既力图避免各门课程在横向上的重复,又考虑到尽量保持各个学年在纵向上的连贯。另外,有一门贯穿后三个学年的所谓“研讨”课,很值得一提。其具体做法是,让每个教师带领约10名学生(由学生根据本人志趣、教师专长等自由选择、决定),开展从小组讨论、实习、个别答疑直至毕业论文指导等活动。这也可称是一种“导师制”,虽然只算1个学分,却大有益于教学相长以及师生关系的密切化。 3.3 人员结构——教授多/讲师少。上智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人员极其精干。这所诞生于1913年,具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现有在校学生总数超过10000人,而专职教师仅约500人,另有兼职教师约400人,职员约300人,共计约1200人。与此相联系,新闻系每年招生约70人,在系学生总数约300人;现有专职教师8人(其中教授7人,讲师1人),兼职教师7人(主要聘自传媒,担任实务、操作性课程),职员2人,共计17人。我的母校国立琦玉大学是两长一短三学期,短学期几乎全是兼职。 3.4 毕业出路——半数媒体、半数事务性工作。据统计,建系75年来,上智大学新闻系培养了3000多名毕业生,其中约一半在传媒任职,成为业务骨干或行政要员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其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前述日本特有的“传媒重实务、学校重理论”的大气候下,专门教育机构的作用比较有限,即如上智这样老资格的院系专业,也不例外。但尽管如此,它的若干经验,对我们仍不乏参考意义。

扩而言之,从整个日本新闻教育事业的沿革、布局、机制和动向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迪。新闻教育要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应用教学向重视素质教育转变,要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美育人格、提升能力的思路,呼吁社会给予大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各界人士支持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以及高修养的社会一员。 参考文献 1 日本集英社编.日本数据.1995:57页 2 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编.大众传播学研究.第43期,三岭书房. 1993:84页 3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编.传播学院简介.1995:5页 4 上智大学简介.1997 5 左藤卓己.日本媒体史.岩波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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