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新时期师范教育的启示
杨志红 杨美余 2012-11-15
摘 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及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他对师范教育的极端重视,“教学做合一”和“真人”思想及理论对于当前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教学做合一;真人
陶行知是我国二十世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为促进我国的教育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即由此形成的“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体系。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非常丰富,本文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师范教育的启示谈几点看法。
一、极端重视师范教育
陶行知先生从国外留学回来首先进入的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更亲自创办了晓庄师范,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他立志“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造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先生深深地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了解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立志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使国家强盛起来。如何实现这个宏大愿望呢?他深知就要靠大量的新国民及建设人才,而人才培养离不开学校和教师,而教师的培养当然就离不开师范教育。因此他说:“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重视师范教育,把师范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重要决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教育发展战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是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需要高质量的教师队伍,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还要靠高水平的师范教育来培养和培训。只有办好师范教育,才能形成和促进整个教育事业的良性循环。二是科教兴国、教育为本,振兴教育、师资先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迫切需要师范教育培养和造就千百万优秀的人民教师,去培养在德、智、体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公民。三是迎接挑战,参与国际竞争,从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提高民族素质,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从我国现阶段支撑庞大人口数量的基础教育的实际,师范教育在教育事业中均处于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地位,其作用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师范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培养大量合格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前提条件。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已达到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2.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6.5%。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师范教育优先发展的功劳。正如袁贵仁部长在《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师范兴,教师兴,才能教育兴,国家兴。”但是,在成绩面前我们更应该看到不足。我国的师范教育还存在投入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培养质量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因此,师范教育发展的路还很长,今后还必须在模式开放化、职业专业化、培训一体化、课程综合化等方面下大力气。
二、在教育教学中贯穿“教学做合一”的理念
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理念得益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在做中学”等理念的启发,也是对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先生发表著名的《教学合一》一文,精辟地论述了“教学合一”的思想。他说:“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将教和学分离了。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于学的法子。第三,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生卖不尽的。”随着教育探索的进一步深入,陶先生感到“教学合一”尚未触及传统教育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弊端,即“学校专重书本,讲书便成为教,读书便成为学”,教学与实际生活脱节。故而在生活教育的实践中又把“做”引入到教和学当中来。于是他进一步提出: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学做”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三个方面,“教”与“学”侧重理论,即理论教学和理论学习;“做”侧重实践,即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做”既是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强调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对知识的应用。陶行知先生还在学校实践这一理念,老师学生自己动手盖房,还自己动手烧饭烧菜等。这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劳动意识,也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增进了师生的平等意识,融洽了师生关系。
“教学做合一”的理念自觉不自觉地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因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对于当今深化师范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我国当前的师范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还存在着不少不科学现象。比如:过多注重书本教学,很少走出书斋去与社会实践结合;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只停留在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课堂听讲这一层面上,有的甚至延续“填鸭式”教学方法,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对人才培养质量带来了不良影响。
事实上,古今中外提倡实践教学的不乏其人,关键是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落实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方针就一直坚持“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我国师范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历史看,我们的教育长期存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的现象,甚至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信条,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最大误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这种不科学教育方式和方法,倡导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曾经出现过过分强调实践教育的情况,如以“开门办学”之名行政治挂帅之实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甚至影响了一代人才的培养。如果按照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这一时期虽然十分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是此时的“做”实际上与“教”与“学”是不相协调的,也是脱节的,所以是不科学的。进入新世纪,我们又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实际上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师范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师,影响的是整个下一代人。必须高度重视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即教师这一环节,再通过这些教师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培养千千万万个新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因此,在师范教育中适当增加实践教育和劳动教育课程的分量,并在教学中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是今后师范教育教学改革所取的方向。
三、以培养“真人”为师范教育目标
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一名言道出了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真谛。“真人”与“求真”是分不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真”字。如何求真呢,在他看来,就是求真知,说真话,办真事。1941年,他在给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写信说道:“我们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把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人类服务,社会必有了解之一日。”在陶行知看来,“真人”决不是人上人,而是人中人。他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说道,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他们做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这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从这里可以看出,“真人”也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的人。此外,“真人”也是一个“完整的人”。1925年陶行知先生应邀在南开中学做了一场题为《学做一个人》的演讲,他说:“学做一个人,要做一个整个的人,别做一个不完全、命分式的人……做一个整个的人,有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二)要有独立的思想,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而且,“真人”还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人。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中说:“创造主未完成的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他进而提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怕难,怕苦,怕孤,怕死,就好好的埋没了一生。”
陶行知提倡学做“真人”的思想,实际就是从德育层面阐发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即教育要培养“智仁勇”、“真善美”协调发展的人才。因此,陶行知先生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当前师范教育乃至整个教育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加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等因素的交互影响,青少年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强力冲击。有的同学理想信念迷失,对前途缺乏信心,导致学业荒废,无法胜任一个人民教师的重任;有的同学信奉“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实用主义信条,以所谓“富二代”、“官二代”自居,不思进取,荒废着自己的青春;还有的在学校不认真学习,而是把时间耽误在其他邪门歪道上;更有的学生道德法纪观念淡漠,沉溺于网络,甚至有的堕入黄赌毒的深渊……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了当今青少年思想领域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从而凸显了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陶行知先生学做“真人”的思想正好为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了另外一个参照,因为他符合高校人才的培养目标,适应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对师范教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自己必须做到的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首先是一个“四有”新人,也就是一个“真人”。
参考文献
[1] 袁贵仁. 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J].中国高等教育,2000,24.
[2]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1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