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始终没有停下发展的步伐——关于中国现代诗歌30年的对话

考察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首先要了解它的哲学；考察这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存在状态，则需要读它的诗。千百年来，在每个历史时期，诗歌总能最先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是时代的回声、社会的倒影、心灵的映象。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诗歌曾以大无畏的挑战姿态，对传统的秩序与规则进行了坚决的颠覆与反叛。在之后的将近20年中，诗歌似乎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低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诗人甚至变成了嘲笑讽刺的对象。对于一个走向富裕的国家来说，有人开始忧虑：民族精神正面临着消解与软化的危险。

然而，就在5·12大地震发生之后，诗歌爆发出了强盛的创造力，撼动着人们的神经，振奋着民族精神。在所有文学形态都相对沉寂的今天，诗歌突然火爆，这是偶然还是必然？诗人，又以怎样的姿态存在着？

中国最大的诗歌文学刊物《诗刊》的主编叶延滨、编辑部主任林莽，亲身经历了中国诗歌30年来的成长历程，他们参与着30年诗歌的发展，当然也目睹了人们对于诗歌30年来发展的认识存在着某些误解和盲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最先呼应改革开放

胡兆燕：诗人总是得社会变革风气之先，诗歌是时代风潮的晴雨表，能否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诗歌界的情况？

叶延滨：“文化大革命”10年间，诗歌和诗人同广大中国人民一道蒙受了空前的劫难，在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人们抒发了久埋于心中的真实情感，打破了文革造成的思想禁锢，引起了整个民族的觉醒和呐喊。

文学艺术上最先呼应改革开放潮流的应该说就是诗歌。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许多沉寂多年的诗人，像艾青、牛汉、绿原、曾卓等一大批带有现实主义冲击力量的诗人重返诗坛，他们和巴金提出的说真话是一个潮流，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恢复了直面现实、抒发真情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林 莽：这一部分人被称为“归来者”，他们是建国后因政治或艺术趣味原因而淡出诗坛最后又因政治“解冻”而“复出”诗坛的中老年诗人。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改革开放后开始爆发，虽然没有产生什么轰动事件，但是对诗歌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胡兆燕：诗坛上后来产生了哪些新生力量？

叶延滨：1978年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舒婷、顾城、芒克等年轻诗人以文交友，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流派，但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一事件成为了新诗潮的导火索，鼓励、激发了上世纪80年代诗人们进行艺术革新的创造冲动，在青年当中影响广泛。

后来有人写了批评文章，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派因此得名。此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之鼓吹呐喊，提倡要打破禁锢，建立新的美学观念。诗歌第一次面临了艺术发展上的困境，“朦胧诗”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但是这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文革”后年轻人受到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对社会有自己的认知，积极探索一些新的艺术方式，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影响深远。

林 莽：除了“归来者”和“朦胧派”，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产生了一大群被称作“青年诗人”的作者，他们和朦胧诗人的年龄差不多，但他们的表现方式既结合了老诗人的一些方法，也结合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一群体在精神血脉上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联系更为醒目，成为诗歌的中坚力量。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叶文福、傅天琳、周涛、张烨、韩作荣等人。这三个群体将中国诗歌推向了繁盛。

胡兆燕：在我的记忆中，在上世纪80年代，读诗写诗的文学青年到处可见，无论谁都能说出几个诗人的名字，像舒婷、北岛、顾城……耳熟能详。

叶延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人们对诗歌的激情被彻底释放了，诗歌是最受人欢迎的文学样式，无人不谈诗，诗人十分引人注目，当时的《诗刊》发行有几十万份。

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即“第一届青春诗会”。体制内的主流诗刊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青年人，诗坛前辈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李瑛、蔡其矫等到会授课，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亲自辅导，为与会的青年诗人修改作品。这次诗会的成果在《诗刊》1980年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专号”发表，轰动诗坛，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坛揭开了青春篇章。一些年轻诗人，舒婷、顾城、江河，还有来自底层的知青，包括我自己，受到主流媒体邀请。一群被关注、被争论的青年诗人与中国最知名的专家学者们走到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如此民主气氛的出现无异于点燃了一枚炸弹，顿时引起了轰动。这不仅说明，体制内主流诗刊比以前要开明得多，从一定程度上还显示出禁锢、保守、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宽容、民主的对话、理解所代替。 林 莽：那一批年轻人确实是当时的精英，尽管到目前看当时的青年诗人各有发展，但仍有50%的人还在中国诗坛上活跃着，成为诗歌界的黄埔军校。那时的有些诗歌作品到现在还是经典。

80年代是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

胡兆燕：80年代诗歌的火热，人们对诗人的热爱，不逊色于现在“粉丝”对明星的追捧。

叶延滨：实际上比现在要热得多。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是中国诗歌热度最高的一个标志了。当时我任副主编，《诗刊》发起“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最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江河、叶文福、还有我10人当选。

当时，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三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诗人受关注程度真不亚于奥运火炬传递。举办讲座的票由两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记得叶文福讲演那天，我主持会场。结果讲演厅六道大门挤坏了五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所有的听众都挤到了讲台的跟前，前胸抵后背，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我站在讲台上向听众鞠了三十几个躬。

朗诵晚会那一天，观众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断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场面热到无法控制，听完后人们一齐往上涌。叶文福的脸上又是口红又是鼻涕、眼泪，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现在的明星没有一个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这说明新诗潮在1986年达到了最高点。

林 莽：这之后，诗歌发展开始慢慢往下走了。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诗歌相对低谷的时期。面对娱乐圈的歌星影星、面对财富圈的大腕大鳄，诗人们往昔的风采不复存在。

90年代以来诗歌发展被忽略

胡兆燕：校园诗人汪国真的诗在中学生中间流行开来。这恐怕算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诗坛上罕见的风景了。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诗歌界似乎没有更多的人和事能让人记住，为什么会这样？

叶延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从政治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由封闭时代转化成传媒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诗歌本身的发展被人们忽略了。因为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最不能和商品挂钩的就是诗歌，诗歌主张个人的精神价值，从本质讲就是生命的价值。此外，传媒时代与商品时代的融合，就文学而言，它本身的价值就变成了“排行榜价值”。因此才会出现韩寒、郭敬明排到中国最伟大作家前十名的情况。最伟大的诗人在这样的时代是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排行榜的。

诗歌一旦商业化，就好像人的精神送进了屠宰场。此时的中国诗歌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从开放之初承担较多的社会角色转变为捍卫人类精神和个人尊严的角色，诗歌固守着自己几千来形成的价值取向，但这一转变很多人并不理解。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发展在客观上出现了一个盲点：人们关注电视剧、明星、各式各样的选秀活动——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而这恰恰是诗歌所无法实现的，因而诗人们被误解为无所事事。

林 莽：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和市场挂上钩的文学样式涌到了潮头。但真正具有先锋意义的诗歌写作并没有完全中止，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所回暖。从刊物上看，上世纪80年代中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诗歌刊物有17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到10家，新世纪初又恢复到十几家了。

胡兆燕：去年，网络上“梨花体”诗歌成为年度的一大文化事件，让喜欢诗歌的读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质疑，对此如何评价？

叶延滨：这是个别现象，实际上是媒体炒作的结果。赵丽华曾经在《诗刊》发表不少作品，是一位水平较好的诗人。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那样的诗以后，新浪网把它的标题放到了首页，标题是这么写着：“诗坛的芙蓉姐姐——赵丽华创办了梨花诗教”，就这么一句话换来了无数的点击率。出现这样的事件，再次证明这是一个传媒时代、排行榜时代、点击率时代，与诗歌的本质精神是不相吻合的。

林 莽：当年一首诗确实能引起社会的轰动，像叶文福的一首《将军，你不要这样做》受到的广泛关注，甚至上了《邓小平文选》。赵丽华事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诗歌事件，而是一个社会事件。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刚刚复苏，诗歌是当时惟一能享受的精神食粮。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是人们生活的惟一。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网络，虽然是大众化、卡拉OK式的，但为诗歌提供了一个迅速交流的平台，潜在地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与传播。

诗歌版图正在延伸

胡兆燕：诗歌界的现状如何，诗人们都在哪里？除了诗歌爱好者，一般人、一般时候似乎忘记了诗人的存在。

叶延滨：坦率地说，《诗刊》越来越难办了。上世纪80年代办刊物是月月拿奖金，现在却怎么办也火不起来。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的诗歌创作载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诗歌的版图从报纸的副刊和专业的诗歌刊物开始向外延伸。许多诗人自费出版，印刷精美，数量庞大。民刊、网络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空间格局。在诗歌界广泛传播，却为外界忽略。习惯于原有传播方式的人们就觉得诗人好像不存在了。诗人成了游击队员，到青纱帐里去了。

正因如此，在汶川地震后突然冒出那么多的诗人。而这些恰恰是生存在民间诗刊和网络上的诗人，突然一下子亮相了。这也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准备和它的继续发展，这个时代的诗歌就是在这种环境空间中发展的。这个发展是成功的，而且是有利于多元化的。

胡兆燕：现在的诗人靠什么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叶延滨：没有谁是待在家里写诗，这样是养活不了自己的。现在没有专业的诗人，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商人、企业家、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还有普通工人、大学生，甚至有纯粹的农民等等。

林 莽：现在的诗人创作心态比过去更平和了。大家各自写各自的生活，写自己关注的不同内容；纯粹为诗而诗的人，相对要少一些。诗歌发展始终没有停止，诗歌的变化仍然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