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试论文学创作应坚守的价值取向
曾育辉 2010-11-16
论文摘要:人民性不管在任何时期都是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它的表现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同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为典型代表的文学人民性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坚守着文学创作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人民性是文学创作永远的信念、理想和信仰。
论文关键词:人民性;社会转型期;何建明
一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于19世纪初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首先提出文学人民性的概念。别林斯基则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过清晰的阐释,他认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直到最高,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而且别林斯基的人民性概念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我们所以离题说了以上一段话,就为驳斥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见解,仿佛在文学方面,纯粹的俄国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错了,一千个错了!……诗人在描写下等、中等和上等社会时必须同样地忠于生活。”到1840年,他开始注意文学所表现的人民的意识,他提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每个人民的世界观都是它的精神的种子和要素(本质),亦即它对世界所抱的本能的、内在的看法,有如真理的直觉,生而即有,这种看法构成了人民的力量、生命和意义,——它是那含有一种或数种基本色的三棱镜,人民通过它而认出一切事物之存在的秘密。”就是说,人民性的关键是表达出人民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民生疾苦,要书写人民的悲哀与苦难,要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斗争与追求。只有这样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
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它的表现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同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在新时期文学出现繁荣局面后,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新的富裕阶层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贫困、弱势群体。在精神文化层面,人文精神普遍失落,个体关怀前置于社会关怀,物质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一些知识分子在金钱的诱惑下丧失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贴近的书写。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持人民性的创作原则,深入生活,为人民进行写作。文学创作远离农民、工人和广大的基层民众,逐渐走向商品化、世俗化。面对转型期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一些作家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和写作方向,文学的人民性应如何发展,如何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并体现出自身的时代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
二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继承了前人文学作品人民性的优.良传统,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劳模作家”的桂冠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的一个很好的认同。他的报告文学创作能够全面的反映中国社会,一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主要在于何建明能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各个阶层情感和利益的连接点,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和规律。正体现了别林斯基上述对人民性概念的解释,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
何建明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教育三部曲”(包括《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永远的红树林》、《京保卫战》等等都是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百姓所关注的事情以及时代精神的反映。与人民性在当前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缺失的情况及新时期前当代文学中狭隘的人民范畴相比较,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对新的转型期社会广义的人民的报道和书写,是体现当前文学人民性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何建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层面上去审视社会,认识社会。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现象,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具备全面的素质。当前社会有三种状态,即一是主流状态,是关系国家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大的走向的问题。二是多样化状态,三是边缘化状态,即农民,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乞丐等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些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也会成为影响主流生活的重要因素。作家的目光应重点关注主流社会的主流生活,并要注意这三方面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转化,对整个社会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因此,何建明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各个阶层不同人民的形象进行了关注,如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孤儿等弱势群体,党的执政者,先进英雄人物,知识分子等等,突破了新时期前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工农兵”的人民形象及“高大全”的先进英雄人物形象。而且,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贴近现实、深入基层、关注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消解、亵渎崇高,远离人民性的道德理想,以至文学人民性精神丧失的个人化、私人化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忘却了广大人民群众,沉湎于个人情感中,习惯描写变形扭曲的东西,忽视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创作是很难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之外获得永恒的。
在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为典型代表的文学人民性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转型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以来的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又盘根错节地重新纠结在一起,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写作素材,也赋予了文学的人民性以新的时代特征。人民的含义及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始终是一个历史的,有阶级性内涵的概念。《辞海》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的主体及文学的人民性表现的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时至今日,文学的人民性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外延不断扩大,除了广大的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部分外,人民应该还包括其他有利于时代发展,推动时代前进的个体和阶层,这就包括各条战线上的推动时代和历史前进的人物如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外企中的自领等等。正如别林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文学人民性不是仅仅写底层,那恰好写不出人民性,而是要有民族历史的、社会各阶层的、扎根于大地的社会历史的广阔度,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悦。因此,当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性的书写。人民性,应该是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苦难所持的人道情怀,并对人民的力量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人民文学是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人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行为或心理状况,代表主流时代的主流文化,代表时代先进的文化方向。只有书写当下存在的与民族历史血肉相连的,表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文学,才能体现出具有社会转型期特点的人民性。
三人民性是文学永远的信念、理想和信仰,追求文学人民性仍是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的达到文学人民性的道路:“我们不仅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语汇,忠实的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本领。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很多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掉一切阶级的偏见,丢掉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觉人民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中国当前的文学创作必须沿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才能真正坚守住文学的人民性。倡导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对人民起一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正是这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使具有人民性的文学有了神性的光辉。而且作家的这种悲悯和同情并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可怜人民,而是要真正介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普通民众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不一定能成为优秀作品,但缺少人民性的作品一定不可能是优秀作品。人民性是文学永远的信念、理想和信仰,追求文学人民性仍是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