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STS研究的文化审视
王秋菊 殷国梁 2009-02-12
摘 要: 对日本而言,STS是外生型学科。早在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中就已经存在着与STS研究相关 的文化因素,为STS研究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文化视角探析STS研究在日 本传播的文化背景,不难看出:日本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成为STS研究传播的 文化基础,而20世纪初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为STS研究的传播作了理论准备;二战后,理科教 育重心的调整-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则是STS研究传播 的内在驱动力。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举国上下对环境教育的重视,从现实角度对STS研 究的传播提出了要求。
关 键 词:日本;STS;科学技术;文化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 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 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 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 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
一、 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 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 ,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 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 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 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 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 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 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 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 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 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 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 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 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 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 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 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 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 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 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 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 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 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 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 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 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 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 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 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 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 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 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 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 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 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 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 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 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 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 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 ,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 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 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 ,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 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 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 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 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 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 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 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 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 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 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 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 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 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 、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 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 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 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1]吴永忠,孙红岩,刘丽萍,等. 后现代主义科技观探析[J]. 自然辩证 法研究, 1997,13(3):5-8.
[2]中清元. 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30.
[3][HTRWM]永井享. 新日本论[M]. 三笠:三笠书房, 1937:275.[HTSS][ ZK)]
[4]汤因比,池田大作. 展望21世纪[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82-296.
[5][HTRWM]户坂润. 科学论[M]. 东京:社会思想研究会,1954:10.[HTSS ]
[6]小川正贤. STS教育概述[J]. 张明国,译. 哈尔滨师专学报, 1996(2 ):64.
[7]张明国,殷登祥,甫玉龙,等. 中日两国学者的STS观[J]. 科学技术与 辩证法, 2001,18(4):72.
[8]殷登祥. 试论STS的对象、内容和意义[J]. 哲学研究, 1994(1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