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岱岳观碑看泰山道教与唐代政治

[摘要]岱岳观碑所刻题记记录了唐朝一百多年间多位皇帝派遣道士以道教礼仪祭祀泰山的基本情况，体现出道教与唐朝皇室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同时也透露出许多关于唐朝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信息，为我们了解当时泰山的道教活动及其与唐朝政治生活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岱岳观碑；泰山道教；唐代政治

一

唐朝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皇室的大肆崇道，道教进入兴盛时期。唐朝皇帝一方面将道教的始祖老子尊为自己的宗祖，设机构将道士作为族亲来加以管理；另一方面又将道教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相联系，将道教仪式引入国家祭祀(如山岳河渎的祭祀)的礼仪之中。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道教的地位，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泰山既是封禅的发源地，又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所以当时备受推崇。不但皇帝臣僚纷纷来祭拜，许多高道大德也纷纷来建道场做法事，着实为泰山道教增色不少。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现在已无从知晓当时泰山道教的具体状况了，但在屈指可数的唐代泰山石刻中，却有一处与道教密切相关，为我们了解当时泰山的道教活动及其与唐朝(包括武周)政治生活的关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处石刻就是岱岳观碑。

岱岳观碑原立于泰山东南麓王母池西北之老君堂，即古岱岳观遗址。碑由两块条石并合而成，下有碑座以为基础，上有碑盖以束双石，故又称双束碑或鸳鸯碑。碑前后左右四面刻字，多为题记，亦有题名和题诗，共计30余首，除3首刻于宋代外，其余均刻于唐代，其中近20首关于道士奉敕在岱岳观修斋、建醮、投龙、造像的题记最为引人注目。这些题记记录了从高宗显庆六年(661)到代宗大历八年(773)的100多年间多位唐朝皇帝(包括武则天)派遣道士以道教礼仪祭祀泰山的基本情况，体现出道教与唐朝皇室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同时也透露出许多关于唐朝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信息，尤其在武则天时期的题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岱岳观碑所载的题记中，武则天时期的最多，共有7条，而唐高宗时期的2条，也是在武则天参政之后，所以这里以武则天为代表来加以论述。

二

岱岳观碑是为什么而立的呢?碑上最早的一首题记说：“显庆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从文字来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为皇帝皇后祈福的斋醮活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不然，这次行道造像的目的绝非如此简单。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主持这次斋醮的道士郭行真，题记中称东岳先生。《金石萃编》卷53说：“郭行真称东岳先生者，道士而主东岳也，未有赐号，但谓之先生。”有人据此以为郭行真是当时主持岱岳观的道士，显然是太想当然了。岱岳观碑所记载的在泰山主持斋醮的道士，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知名道观尤其是皇家道观的著名道士，没有一个出自岱岳观。郭行真来自长安的西华观，即后来题记中多次提到的金台观，是垂拱三年(687)因犯武则天祖讳而改的。龙朔三年(663)，郭行真曾被唐高宗流配远州，但很快就回到了长安。麟德元年(664)，郭行真又出入禁中，为武则天行厌胜之术。由此可见，郭行真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深得武则天宠信的一个宫廷御用道士，属于武则天的私人势力。

第二，这次斋醮的直接后果，是岱岳观碑的建立。岱岳观碑双石并立组成碑身，共用一个碑盖和一个碑座，这种特殊的形制是包含深义的。碑盖代表天，碑座代表地，碑身二石代表唐高宗和武则天，表达了武则天要与唐高宗并驾齐驱、共治天下之意。所以岱岳观碑这种特殊的形制，肯定不是立碑人的突发奇想，而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而这次斋醮表面上是为皇帝皇后祈福，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的。这次斋醮的时间是在显庆六年，就在此前一年，即显庆五年(660)十月，唐高宗因为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甚至到了不能处理朝政的地步，于是出于对武则天的信任和倚重，就把大部分的朝政交由武则天来处理，从而使武则天实际上把持了朝政，所以时人将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

武则天前一年刚刚参政，第二年就派她所宠信的道士到泰山去主持斋醮、行道造像，而且立起了深具象征意义的岱岳观碑，这之间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次斋醮很显然是与武则天参政有关，其目的就是要将此事诏告天下，为之进行舆论宣传。这次斋醮的命令虽然是由唐高宗发布的，但整个过程显然是由武则天导演的。武则天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的政治野心非常大，而唐高宗的体弱多病和对她的无限宠爱，恰好为她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提供了可能性。但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的，于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武则天不仅为她参政找到了合法性，而且使她取得了与高宗平起平坐的崇高地位。为她最终夺取李氏江山、登上皇帝宝座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

根据岱岳观碑所记，显庆六年之后，唐高宗只在仪风三年(678)派遣道士叶法善等到泰山祭祀过一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唐高宗至少还有过两次类似的行动。据《旧唐书·隐逸传》记载，在乾封元年(666)封禅之前，唐高宗曾命道士刘道合先行登上泰山祈求福祐。而据《山左金石志》卷11所录石刻《王知慎等题名》所记，就在封禅大札之后，唐高宗就又下令在封禅之所，即泰山之巅的介丘。举行了一场投龙仪式。尽管题名中没有出现道士的名字，但投龙致祭是道教科仪，其中必定有道士的参与。

不过总的来说，唐高宗虽然尊崇道教，但对祭祀泰山似乎并不热衷。而武则天以周代唐、登上皇位之后，对祭祀泰山的热情则更加高涨。她在位15年。就7次派遣道士去泰山建醮投龙，而且越到后来越是频繁，八年间就有6次之多，最后两年甚至一年两次。

后来这六次祭祀都与武则天年老多病却又渴望长生不死有关，这从岱岳观碑的题记中就可以看出来，如“庶兹景福，永奉圣躬，聊纪其年，因传不朽”，“伏愿我皇万福，宝业恒隆，敬勒昌龄，冀同砺而无朽”，“用能天地清和，风云静默，神灵效祉，表圣寿之无穷者也”，等等。武则天晚年不断寻仙访道，求取长生丹药，而且确曾服食；她曾将年号改为“久视”，取《老子》“长生久视”之意；她还在其他地方建醮投龙以求不朽，如久视元年(700)投龙嵩山。她在金简上写道：“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望罪名。”这些可与岱岳观碑所言相互印证。

不过，武则天在天授二年(691)派马元贞等人到泰山举行的那次斋醮，却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其宣传造势，宣扬大周革命的正当性。岱岳观碑记曰：“大周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天授二年是武则天登基的第二年，而题记直截了当表明了在泰山行道投龙的缘起就是大周革命，并且指明是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可见这样的斋醮活动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处。查《道家金石略》等书，目前可知马元贞投龙作功德的地方还有：天授二年四月，在唐县淮渎庙；天授三年(692)正月，在济源县济渎庙；天授三年腊月，在嵩山中岳庙。另外，在泰山斋醮结束后，马元贞等人还顺便到曲阜去拜谒了孔庙。并勒石以记。这些斋醮与显庆六年那次一样，都是为武则天作政治宣传，只是活动内容稍有不同而已。 四

众所周知，武则天是以佛教徒炮制的《大云经》和《大云经疏》为其登基的理论根据的，作为回报，武则天就大力扶植佛教，相应地，就要贬抑道教。永昌元年(689)，废黜老子的玄元皇帝尊号，仍旧称老君；天授二年，下令由于佛教开革命之阶，所以地位升于道教之上；长寿二年(693)，停贡举人习《老子》，改习她所造的《臣轨》；等等。这对道教毫无疑问是重大的打击。不过，在武则天登基前后，道教也是为之尽了力的。比如，武则天所用的图谶中，就是既有佛教的又有道教的，而且有的佛教图谶是将道教图谶加以改造而成的。同时，道士马元贞等还受武则天之命到处章醮投龙，为其革命大作宣传。所以武则天在大力尊崇佛教的同时，并没有将道教完全抛弃，而是仍然在笼络和利用道教，毕竟道教的许多功能是佛教所不能替代的，而道教在失去了旧王朝的维护后，也在努力争取新王朝的支持。

实际上，武则天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道教，而是李唐王朝，她贬抑道教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李唐王朝。如果不是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关系，如果不是有人要借助道教来阻止她登基，可能她就不会去如此贬抑道教了，而她选择佛教做她篡位的帮手，原因也正在于此。武则天所采取的一系列贬抑道教的措施。都是与李唐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尊崇道教的措施针锋相对的，而李唐王朝的某些崇道措施实际上就出自她自己之手。比如唐高宗将《老子》引入科举，就是来自她的建议。上元元年(674)，武则天在上奏给唐高宗的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这一建议很快被唐高宗采纳，从而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但她登上皇位后，又亲自将其废除。这种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更能反映出她对李唐王朝的革命性。

武则天对道教的打压政策主要存在于她统治的前半期。从岱岳观的记载来看，从天授二年以后，她有六年时间没有派遣道士到泰山修斋做醮。同一时期，在其他地方的同类活动也甚为少见。在这其间，佛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矛盾也更加激烈。但在这场日趋尖锐的佛道之争中，武则天并没有一味地偏袒佛教，或是一味地打压道教。天授二年，她在宣布释先道后的同时，还下了一道《禁僧道毁谤制》，禁止佛道之间相互毁谤，违者即予责罚。这表面上是针对佛道二教，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佛教徒的，目的是为了禁止佛教徒对道教徒肆无忌惮的毁谤。万岁通天元年(696)，她又下了一道《僧道并重敕》，指出“老释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齐重”，显然是意在提高道教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是主张佛道并存的，这与唐初三帝(高祖、太宗、高宗)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佛道在这两个时期的先后次序，唐初三帝主张道在佛先，而武则天则正相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的兴趣又开始慢慢地向道教转移，而且越来越倾向于道教。于是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她再次派遣道士到泰山行道，为其祈福。并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频繁地派遣道士到泰山、嵩山等地建醮投龙。这一方面有她个人祈求长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她平衡佛道的因素。所以，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是有一个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的，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她的崇道比其佞佛在时间上更早也更持久。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她在位期间如此频繁地派道士到泰山修斋作醮，而在时间上又如此不均衡感到奇怪了。

五

显庆六年的那次斋醮拉开了李唐王朝以道教礼仪祭祀泰山的序幕。除了在泰山的近20次外，在其他山岳河渎举行的斋醮也不在少数。这表明道教礼仪在当时的国家祭祀中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封禅中也出现了道教的因素，有了道士的参与。通过将道教礼仪引人国家祭祀，李唐王朝将道教纳入其统治秩序，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门第名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道教的有效控制。而道教通过与李唐王朝的密切合作，既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以想见，在频繁的国家祭祀的刺激之下，泰山道教在唐代一定是很兴盛的，而岱岳观应该是其活动的中心。岱岳观始建于北魏，据郦道元《水经注》卷24引《从征记》，泰山当时建有祭祀泰山神的上、中、下三庙。到了唐代，中庙被改作道观，即为岱岳观，成为皇室派遣道士以道教礼仪祭祀泰山的重要场所。处于这样的一个地位，其观主也应该不是一般的道士，不过当时主持斋醮的道士却都来自他处，都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深受皇室宠信的道士。相比之下，可能岱岳观的道士们距离当时的政治生活太远了。岱岳观碑题记中提到的岱岳观道士，有观主伦虚白和赵昌元、上座董太虚、三洞法师尹某等，但均只举其名而不记其事，无法从中了解更多关于当时泰山道教的状况。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知名度还不及当时的女冠张炼师和隐士王希夷，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