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化研究
浅议宋词鸟意象中相思爱慕的文化意蕴
摘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很多意象的含义都不是单一的,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时空范畴和意象组合中表示着不同的意义,蕴涵着不同的韵致,而每一具体的意象几乎都具有各自的构成与渊源,形成缤纷多彩的意象世界。鸟作为一种意象常常出现在宋人的词中,成为宋词的一大特色。鸟既带有自然物的特征,又融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向读者传递着丰富的信息。鸟意象,尤其是鸳鸯双鸟抒发了相思爱慕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宋词;鸟意象;相思爱慕 一、情爱理想的升华 宋词中用来歌咏男欢女爱的禽鸟意象,常借以升华爱情理想。如表现爱情双方的真情挚爱,夫妻间的生死之恋,女子的忠贞痴情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等等。升华情爱理想的禽鸟意象自然以鸳鸯最为典型。“鸳鸯从小自相双,若不多情头不白。”(张仙《木兰花》)这是用鸳鸯表现相守到老的爱情。又有象征情人两相爱悦、情深意长的鸳鸯,如张孝祥《浣溪沙》:“豆蔻枝头双蛱蝶,芙蓉花下两鸳鸯。”再看尹焕《唐多令•苕溪有牧之之感》:“歌短旧情长,重来惊鬓霜。怅绿阴、青子成双。说着前欢佯不睬,莲子、打鸳鸯。”词人重来旧地,已经鬓发如霜,而自己从前恋爱的女子也是儿女成行了。可是词人还想提起那段旧情,但女子却假装不予
关于浅论宋词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识
论文摘要:宋代士大夫文人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积淀为一种文化悲感意识。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来抒写这种文化悲感意识。表达他们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伤;执着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缚,生存不自由的叹息。 论文关键词:宋词;雨意象;悲感文化意识 英国作家斯托雷奇曾说“中国人的忧伤是很细致很深沉的。忧郁似乎是中国诗的基调。”作为中国诗的宋词自然不例外,在两万多首宋词中出现“雨”字的词有4910首.所抒发的情感类型中以悲怨、忧伤等情感为基调的词占总体的62%。可以说宋词雨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伤感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表现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生存叹息。宋词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忧而不伤、悲而不绝望的情感意识不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讲的悲剧意识.“西方人的悲剧,强调彻底的失败、彻底的牺牲、彻底的奉献。”而中国文化由于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笔者认为,将宋代士大夫文人阶层由于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
关于宋词鸟意象中相思爱慕的文化意蕴
摘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很多意象的含义都不是单一的,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时空范畴和意象组合中表示着不同的意义,蕴涵着不同的韵致,而每一具体的意象几乎都具有各自的构成与渊源,形成缤纷多彩的意象世界。鸟作为一种意象常常出现在宋人的词中,成为宋词的一大特色。鸟既带有自然物的特征,又融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向读者传递着丰富的信息。鸟意象,尤其是鸳鸯双鸟抒发了相思爱慕的文化意蕴。关键词:宋词;鸟意象;相思爱慕一、情爱理想的升华宋词中用来歌咏男欢女爱的禽鸟意象,常借以升华爱情理想。如表现爱情双方的真情挚爱,夫妻间的生死之恋,女子的忠贞痴情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等等。升华情爱理想的禽鸟意象自然以鸳鸯最为典型。“鸳鸯从小自相双,若不多情头不白。”(张仙《木兰花》)这是用鸳鸯表现相守到老的爱情。又有象征情人两相爱悦、情深意长的鸳鸯,如张孝祥《浣溪沙》:“豆蔻枝头双蛱蝶,芙蓉花下两鸳鸯。”再看尹焕《唐多令•苕溪有牧之之感》:“歌短旧情长,重来惊鬓霜。怅绿阴、青子成双。说著前欢佯不睬,莲子、打鸳鸯。”词人重来旧地,已经鬓发如霜,而自己从前恋爱的女子也是儿女成行了。可是词
关于从跨文化交流学的语言交际方面看宋美龄1943年访美
摘 要:随着国际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英语语言反面的应用,因此,探讨一些相关的成功例证从而归纳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启示显得十分必要。1943年宋美龄访美就是一个典型范例。笔者将主要从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两方面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一些中美文化交流中语言交际方面的建议,说明除了掌握扎实的听说读写功底外,对西方思维方式以及相关语言使用技巧的掌握同样重要。关键词:文化交流 语言表达技巧 思维方式二战后,随着交通、通信和科技的极大发展,“地球村”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际学应运而生。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交往。(Larry A. Samovar & Richard E, Poter,2004:82) ,这就涉及了包括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等多种学科。如今,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对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幅增加,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将会更频繁。宋美龄,(1879~2003),
试论宋词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识
论文摘要:宋代士大夫文人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积淀为一种文化悲感意识。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来抒写这种文化悲感意识。表达他们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伤;执著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缚,生存不自由的叹息。论文关键词:宋词;雨意象;悲感文化意识英国作家斯托雷奇曾说“中国人的忧伤是很细致很深沉的。忧郁似乎是中国诗的基调。”作为中国诗的宋词自然不例外,在两万多首宋词中出现“雨”字的词有4910首.所抒发的情感类型中以悲怨、忧伤等情感为基调的词占总体的62%。可以说宋词雨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伤感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表现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生存叹息。宋词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忧而不伤、悲而不绝望的情感意识不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讲的悲剧意识.“西方人的悲剧,强调彻底的失败、彻底的牺牲、彻底的奉献。”而中国文化由于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笔者认为,将宋代士大夫文人阶层
论析唐宋文化传播机制及其对现代传播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石刻;游学;题壁;论文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播的途径、政府在传播中的作用等方面对唐宋文化的传播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古代传播机制与现代大众传播的联系,以及对现代传播的启示。指出加强实践是提高传播质量的重要手段,加强政府管理是实现有效传播的有力保证,现代传播应该要继承中国古代传播机制中的一些适合于我国文化的合理因素。一、前言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传播,而传播媒介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由于网络等现代传媒源自国外,因此在传播领域形成了向“外”看的趋势。但是当我们适当地向“后”看看,就不难发现,有些现代传播媒介自古就有原型,只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有些传播媒介则是从我国古代文化土壤分孽出来后,又吸收了一些新的概念融合而成。因此,我国现代传媒也应该继承中国古代传播机制中的一些适合于我国文化的合理因素。本文拟以唐宋时代的文化传播为例,探讨古代传播机制与现代大众传播的联系,以及对现代传播的启示。二、唐宋文化传播机制的考察唐宋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在一千多年前就能普及全国,并影响海外,这主要得利于
关于宋元时期广告的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广告 宋代 元代 文化特征[论文摘要]广告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广告符号,宋元时期的广告鲜明地体现了宋元时期的文化特征:宋代广告艺术性明显增强,文化内涵丰富,富有民族及地域特色,而且在宋代广告与文化活动结合上越来越紧密;而元代广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世俗性、创造性的特点。广告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之一,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广告不仅是商品信息的载体,也是传播优秀文化的载体,每一则广告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文化的底蕴。优秀的广告无不植根于优秀的文化沃土之中,有什么样的文化,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广告符号。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就提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自古 以来 ,文化生长发育的整体风貌、精神气质就具有一定的时代差异性。不同的时代,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宋元时代的文化亦呈现出它们本身的鲜明特色。而且这种独有的文化个性使得宋元时期的广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现分别对其阐述。宋代的商品贸
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
唐宋词的功能和价值,不完全表现在形而上的、具有崇高审美意义的时代心理的载体上,而首先体现为形而下的、非文学的实用功能。换言之,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首先不在文学本身,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文学性或作为时代心理的载体是在非文学的实用功能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非文学因素贯穿唐宋词史的始终。 一吴熊和师曾经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意义作了这样的界说:“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而唐宋词史则又表明,在由这三大功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中,社交与娱乐功能尤为突出,甚至成了抒情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就体性而言,唐宋词首先表现为应歌。自中唐文人词始告确立至北宋近三百年的词史,主要是应歌的历史,在南宋,应歌词也绵延不绝。所谓应歌词,就是在社交娱乐活动中,词人为歌妓歌以佐欢而作的歌词。应歌词中的内容不象诗歌那样属于“夫子自道”,而是像唐代幕府中的“刀笔吏”一样,属于“例行公事”,其创作主体在表现形态上发生了严重的“性
论南宋文化对现代杭州籍作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原型 南宋文化 杭州文化 诗性审美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二)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曾经以大量篇幅缕述契丹族的由来演变,并郑重指出:“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丹、女贞、党项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实体。”[i]所言极是。但编撰者在热心叙述军事外交诸问题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上“辽”之国号曾经数度改易,既证实着“综合实体”的说法,又产生出“术语”新的歧义。这涉及到两国之间长期和平中的无形较量,不妨称之为“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知识/权力(power/ knowledge)之争,以和平方式,自然融合的冲突—融合模式)。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ii]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剑桥史》复说:“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整个俄罗斯和斯拉夫语世界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一)
“澶渊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复五代以来北方失地的最後一次认真努力。这次战役虽然以小胜结束,但最终订立的盟约,却是宋廷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副其实地“化干戈为玉帛”。[i]古云:“天子之事,唯祀与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转向“祀”来。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ii]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这种反复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远。但对于宋真宗赵恒而言,“澶渊之盟”的输款结好,无论如何唤不起踵武汉唐的感觉来。既欲彰显盛世,则无论远述秦皇汉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标明盛世,点缀太平之一大景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平等结盟的先例可循,宋与契丹的澶渊之约是用赌咒发誓的方式订盟的。据载宋人的盟书写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共当殛之!”契丹文书亦有“孤虽不才,敢尊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等语。[iii]可知盟誓双方都具有共同的,至少是相当的天地神祗信仰系统。后来宋徽宗约金灭辽,违背了这个誓言,不久金兵入汴,徽钦二宗“北狩”,“斧声烛影”以后当政的赵光
论宋代话语共同体与市民文化的形成
摘要:宋代市民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历来被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视的“话语共同体”,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识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此对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开宋代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宋代;教育下移;话语共同体;市民文化形成 宋代话语共同体和市民文化的形成,讨论这一宋代社会文化史与城乡社会生活问题,我想从宋代一种历史现象开始。此即是,宋代在其政治、经济全方位变革的前提下,文化教育已从阶级等级文化的低谷中走出来,其重心由上层贵族向下层平民社会转移,由此带来了宋代市民阶层思想、生活观念及其文化的内化。一种新的文化运动在此前提下形成,这在宋代文化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运动。这一文化运动为什么会在宋代形成,一经形成且以其强劲的文化势力,对宋代的城乡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此历史事像,我提出一个话题,从一个视角来讨论这个历史现象问题,就是我提出的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概念“话语共同体”,依此概念,我希望把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扩展到一个较广阔的社会层面,即在传统文化史研究上没有给予较多关注的教育下
宋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
[摘 要]宋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的联系得益于饮酒这一传统在宋代的延续与普及,以及一定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男性文化也同样促使女性文学与酒交结。同时宋代女性写酒之文也承载了女性的生命、灵魂与情感,于是便呈现出悲情、真情,也突显理想和现实。[关键词]酒 女性文学 宿缘 悲情宋代女性文学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繁盛时期,蔚为大观的女性作家群,数量颇丰的诗词文佳作,使得宋代成其为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的女性文学与酒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女性文学中写酒的就有百来首,如此较大规模地与酒牵扯,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写作的主体尤以青楼艺妓、闺阁女性和宫廷妇女为多。那么是何原因促使酒走近广大女性并承载起宋代女性的美丽倾诉,是何原因使酒与宋代女性文学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开放一朵艺术奇葩?一、宋代女性文学与酒宿缘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的联系得益于宋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氛围,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男性文化造就了宋代女性文学,也使酒这一华夏民族绵延不绝的饮品成其作品中一道美丽而忧愁的风景线。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内容提要】福建与日本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联系。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特别活跃的部分。早在唐宋时代,随着福建的开发与发展,福建的沿海港口迅速崛起,并频繁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邻的日本进行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诸家。【 正 文】一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
宋代耒阳县令曾之谨对于中国农耕文化的贡献
曾之谨,南宋时人。祖籍江西泰和。祖父曾安止,字移忠(一作中),号屠龙翁。入仕之后“初调洪州、丰城主簿”,后曾任江州彭泽县令。元祐五年(1090),曾安止的父亲曾肃逝世。后安止也“以目疾而退”,年仅四十余岁。弃官后授宣德郎。退居后,从事调查和著述,在“周爰咨访,不自倦逸”和“善究其本”的基础上写作了《禾谱》一书。《禾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关于水稻栽培的专著。虽然全书已失传,但从前人的有关记载和“曾氏族谱”所保留下来的部分内容来看,全书包括稻名篇、稻品篇、种植篇、耘稻篇、粪壤篇、祈报篇等内容。[1]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资料详实的著作。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北宋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东坡遭贬,从南康军(今江西星子)起程,过庐山下、经湖口、溯赣江而上,过庐陵(今江西吉安),见到了曾安止。苏轼见过曾安止之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读过《禾谱》之后,苏轼在“秧马歌一首,并引”中写道:“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但苏轼对于《禾谱》也有美中不足之感,“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当时曾安止已失明,不能补写,过了一百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以宋元时期的瘴疾为讨论对象,意在揭示历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之间的关系。根据宋元时期史书的记载,瘴疾的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区域;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宋元时期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理论上有深化,证治上有提高,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突破,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在瘴疾的预防方面,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而且开始以中原医学知识改变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这一时期有关瘴疾的记载表明,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表现。【关 键 词】瘴疾/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文化变迁【 正 文】有关瘴、瘴气、瘴病的研究,学者们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篇文章特别值得提出。(注: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页。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48卷第4期(1993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提要: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但五运说的残余仍长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间仍在继续讲求德运。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当时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变迁轨迹,向我们指引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关键词:宋代 五德终始说 正统观 政治文化 谶纬 封禅 传国玺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1]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刘复生教授已为此提供了一个初步答案。[2]其实,五运说的终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若将它置于宋代以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虽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