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
《水浒传》中失陷生辰纲责任之分析
摘 要:《水浒传》中“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这一回,传统上人们认为生辰纲的失陷归因于吴用等人的足智多谋,实际上杨志和梁中书的错误决策对生辰纲的失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就此加以分析。 关键词:明清小说研究;生辰纲;杨志;梁中书《水浒传》第十五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写得精彩绝伦,但绝大多数读者全神贯注于吴用等人的“讨酒、饶舌、下蒙汗药”等情节,认为杨志失陷生辰纲的原因应归咎于吴用等人的周密计划和料事如神。事实上,细读这一回,我们发现杨志的刚愎自用和梁中书的用人不专,对生辰纲的失陷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杨志的责任 (一)杨志缺乏战略性眼光,轻率从命 杨志对押送生辰纲一事是否能成功心里没底儿,他知道押送之路强匪出没,且凶多吉少,前一次的生辰纲已经被劫,至今未果,所以他没有立刻答应梁中书的要求,而是说:“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点?几时起身?梁中书道:“著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十个厢禁军,监押著车;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著‘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使个军健跟著。三日内便要起身去。”杨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实去不得。乞
试析《水浒传》中的蒙事型“被”字句考察
摘 要:近代汉语中被动句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不仅出现了多个表被动的介词,而且出现了多种结构形式和表多种语义的被动句。蒙事型“被”字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被”字句不是表遭受某个动作行为的一般被动,而是表蒙受了某个事件即蒙事被动,本文主要考察蒙事型“被”字句的概念、结构形式以及语义关系。关键词:蒙事型“被”字句 蒙事被动 一般被动近代汉语中被动句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表不同语义关系的被动句,蒙事型“被”字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水浒传》中的“被”字句为例证,从蒙事型“被”字句的概念、结构形式及语义关系三方面来对该类型的被动句进行了考察。一、蒙事型“被”字句(一)一般“被”字句在认识蒙事型“被”字句之前首先看一下一般“被”字句的结构形式:NP1+被+NP2+V。该句式的语义特点是:NP1是受事,NP2是施事,V是动词,支配NP1。“被”字结构表遭受,即NP1遭受了NP2的V。如:(1)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第2回)例(1)中NP1“小人等三个”是受事
新《水浒传》营销深度挖掘
一:明为四大卫视战营销,其为新营销的结合 新水浒传从8月2日开播以来。可谓是一直战火不断,其实四大卫视从7月初就开始了硝烟弥漫的营销战,不惜血本“拼剧”,东卫视在全国省级报纸投下了开播当日的头版广告,天津卫视紧随其后,也在多家报纸的娱乐版上投放广告。这在以往的电视剧营销中不多见。记者了解到,新版《水浒传》四家首播卫视为购买该剧,每家付出的购剧成本也都超过2000万元。然而到了8月2日开播的日子当天,为了“抢跑”,甚至不放过一秒钟的时间。山东卫视当晚19点29分抢先播出,当《新闻联播》主持人说完结束语时直接播出电视剧,切断了字母,内容领先其他卫视十多秒。除了播出时间“抢跑”,山东卫视宣布“更换台标”,更名“水浒台”等方式在开播当天来以求战胜其他卫视。播放时间穿插的广告上。虽然各大卫视一直用心减少广告时间,但四家卫视争斗,必有肯下血本者。东方卫视凭借其每晚两集的进度排在各大卫视之前,所以他在收视率与广告费用等一系列的营销价值上占尽优势。从活动上来说:从开播之日起,各大卫视的水浒系列的访谈,活动等应接不暇,天津的《今夜有水浒》,安徽的《鲁豫有约》,东方卫视的请“水浒众英
《水浒传》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
论文关键词:水浒传 前代文学 以事见人 战争 对称美 现实主义 穿插论文摘要:《水浒传》遵循“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它的五方面特点:在叙事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个性;善于描写拚战之事,尤其有对宏大战斗场面的铺张描写;布局的严整美、对称美;尽量抛弃虚假的故事情节,再现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大量穿插诗词曲赋等。凡此种种,均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儒家大师孔子提出“温故而知新”的著名论断,主张既要研习古代文化遗产,又要弄懂新的科学知识。其中,包含着“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理。这一原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遂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既“复古”又“创新”的思潮,这种思潮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它又一变而为一种文学理论。从秦汉到宋元,司马迁、班固、陆机、刘怨、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关汉卿、王实甫等,他们或深人阐述这一理论,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着这一理论。我们仅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他“读书破万卷”,尽量吸取古代典籍的精华,开阔知识视野。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广泛地继承优良
中国营销批判系列之一:从《水浒传》高俅发迹谈企业用人
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很多企业在用人方面,与《水浒传》里王爷出身的皇帝何其的相似。笔者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企业老板,因为一个员工跟自己有一样的爱好,喜欢收集古董,并经常在一起交流,而将一个不懂行、不专业的人士提升到主管层次上来,结果造成了外行管理内行,盲目指挥,以致下属员工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纷纷辞职或者离职,部门的工作一塌糊涂。因此,凭借企业老板个人的喜好而去随意用人的时候,必然会给企业或者部门带来不适,甚至麻烦,作为现代企业更应该科学、理性的留人、用人。不要凭个人好恶去用人。一个团队需要不同的人才类型,有张扬的,有内敛的,有耿直刚烈的,也有圆滑顺通而八面玲珑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依照我们个人的好恶而去决定用还是不用,如何用?而应该根据岗位职责要求,合理安排具有这方面能力的,哪怕这个人在性格或其他方面存在缺陷。在用人上,作为企业应该按照品德大于态度,态度大于能力,能力大于学历等来决定是否使用,是否重用。一个人的能力无论有多强,如果品行不好,那就需要慎之又慎地使用,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品行很好,哪怕他的性格或者态度与自己有不太和谐的地方,也要大
《水浒传》主题新探
主题”一词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我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关于长篇叙事作品的“主题”的概念,但却有李渔“立主脑”的提法: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悲欢离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具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1]关于“主脑”,李渔的解释也是游移的。他一则说“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周贻白注释说:“这意思,按现在的说法,应即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2]再则说“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也就是剧作者“初心”所属意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是戏曲的“主脑”。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主脑”既是“立言之本意”,而本意又须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表现出来,可见又是统一的。俄国托马舍夫斯基在《主题》一文中说;“在艺术过程中,各个单独的语句根据各自的意义彼此组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由一种思想或共同主题把语句联系在一起。一部作品中各个具体要素的含义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便是主题”。[3]主
论《水浒传》中史进形象的塑造
提要:作为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艺术成就.本文在水泊梁山众多的英雄人物中,选择了并不十分突出的九纹龙史进,围绕他,试图用一种全方位的视角来探寻《水浒传》一书在其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功与不足.从而为今天的小说写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关键词:《水浒传》 人物描写 史进 发展 对比在中国小说史上,《水浒传》的出现,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作为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章回体白话小说,《水浒传》不仅在内容格式上较以前的作品有了质的飞跃,其在艺术方面,特别是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仅局限于对书中少数几个重点(所占篇幅较多)人物的分析,如宋江,武松,鲁智深等,忽略了对其他次要人物的分析研究.并且大多数的研究流于表面,仅仅就人物本身来探讨人物形象的塑造,忽略了《水浒传》的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作的一些艺术上的努力.《水浒传》中有关史进的文字虽然不多(其中大段描写有第二回"九纹龙大闹史家村",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从儒家思想看《水浒传》妇女观
【内容提要】《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观,留下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主要体现在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和蔑视,然而,另一方面宋元之际又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增强,反映到作品中的妇女观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冲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流露出些许的民主思想。【关键词】 《水浒传》 儒家思想 妇女观《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所写人物有七八百人,其中女性人数仅为全书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南宋时程朱理学兴盛,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进一步加强了对女性的禁锢。元朝统治者推崇理学,明初,朱元璋更是大力提倡理学。《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所以作者在描写女性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儒家思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内容提要】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的文本构成对意义的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本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人写定时,其对故事的选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规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百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释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有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一、问题的提出按照诠释学的理论,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如同伽达默尔所说:“谁通过阅读把一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阅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的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的意义宇宙之中。”[1](P649)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文学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也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着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
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一《水浒传》(注:本文提及《水浒传》,悉指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本。)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这种朴素的情感立场与某些现代社会学分析一拍即合,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统治及异族侵略的宏篇巨制,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诗篇。一般认为,在这部“提振侠风、崇尚武德”(注:定一《小说丛话》,载《新小说》一、二卷(1903)。)的说部大作中,各派武装力量阵线分明: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义军高举反抗大旗,代表了广大农民、市民的利益,可视为革命阵营;而对立阵营除了中央及地方官军,还包括祝家庄、曾头市等民间豪强武装。在前70回中,真正的恶战正是在梁山与祝家庄、曾头市等豪强武装间展开的。义军领袖晁天王也死于曾头市,双方可谓仇深恨重、不共戴天。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人们发现梁山好汉与祝、曾武装之间又有着某些共性。如从社会地位来看,双方都是不受官府钤辖的民间武装,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府正规军迥然有别。而从领导人的社会身份、基层人员的成分构成以及对待朝廷的政治态度上看,双方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无论梁山武装还
《水浒传》与梁山泊文化渊源
金圣叹腰斩《水浒》有着充分理由。就反对起义军受招安而论,该斩;就小说的后半部分情节雷同粗糙无艺术可言论,该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梁山起义军与山东水泊梁山有着鱼水的依存关系,他们生存、发展、壮大在山东水泊梁山的文化根基之上,失败在受招安离开了山东水泊梁山之后。腰斩后的《水浒传》突出地表现了《水浒传》与山东水泊梁山的文化渊源。一、《水浒传》故事与山东水泊梁山《水浒传》中,特别是金本《水浒》中,绝大部分故事都是在山东境内发生展开的。现在的山东地域,在宋代称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明确置山东省是在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宋代,即使俗称“山东”这个名词,其含义也是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如《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诏诏山东盗宋江”,张守的《秘阁修撰蒋园墓志铭》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逃匿。”因《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写,所以书中所提“山东”,既为故称,也含今义。如“山东及时雨黑宋江”等即是。梁山在今山东省西南部的梁山县,曾属寿张县。梁山占地面积3.5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为197.
《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文化阐释
【内容提要】“散点透视”是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主要视角,由此形成的审美民族性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中具有普遍性。这一结构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类型之一。从具有民族特色的“散点透视”来观照《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发现《水浒传》叙事结构是血脉贯通、浑然一体的。【关键词】 《水浒传》叙事结构散点透视文化阐释关于《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古今中外的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从李开先、胡应麟、金圣叹等人的赞叹,到现当代一些学者的反思;从中国学者的争辩,到国外汉学家的指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看法,不仅体现着文艺批评标准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是文学审美民族性的反映。本文试图在中国古代艺术生成的大文化背景中,结合审美的民族性特点,从“散点透视”的民族审美视角对《水浒传》的叙事结构进行阐释。一、《水浒传》叙事结构评价述略关于《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可谓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简而言之,不外两种:一是“缀段式”的讥评;一是对结构松散的反驳。(一)西方汉学家的讥评蒲安迪在《中国叙事学》里曾归纳了西方对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看法,
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
一、“三事”话语 “三事”话语指接连作三个或三面并标明为三者的叙议或描写。这一手法可溯源于先秦两 汉典籍,如《周易·系辞下》:“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 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以及《史 记 》之“约法三章”等等。在小说中也早有《三国志平话》关云长与曹操“约三事”的描写,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五《张辽义说关云长》,进一步演为写张辽以“三罪”、“三便” 说关羽降曹,然后关羽与曹操约“三事”而降。这个写法至《水浒传》而屡见不鲜,变化多 端 。以内容分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三个条件。这有时是矛盾斗争中占主动一方胁迫对方做“三件事”,如第二十回《宋 江怒杀阎婆惜》写阎婆惜拿了宋江的招文袋: 婆惜道:“……这封书,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饶你时,只依我三件事罢!”宋江道:“休 说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当行即行。敢问 那三件事?”阎婆惜道:“第一件,你可今日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再写一纸,任从我改 嫁张三,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宋江道:“这个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头
“宋江三十六人”漫谈――《水浒传》研究札记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考证了宋江以下三十六首领的实指人员及其排名顺序,同时批评了《水浒传》、《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东都事略》等著作作者的褒宋(江)贬晁(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忠君思想。【关键词】 宋江,晁盖,《水浒传》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三《侯蒙传》中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这里所说的“三十六人”无疑是指三十六个头领。这三十六人都是谁呢?宋·龚开在《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的一书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体箴在焉。…
《水浒传》谶言初探
所谓谶言,就是预言,“立言于前,有征于后”(1),但其并非一般预言,而是一种神秘主义预言。神秘主义预言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佛教的末劫说,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等。谶言则是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自周秦时代的“弧箕服,实亡周国”(2)、“亡秦者胡也”(3),直至元明时期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4)、“十八子,主神器”(5),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如民众起义、王朝更迭,都有神秘主义预言即谶言的出现。毋庸讳言,谶言在它扭曲的形式下隐藏着某种“合理”的价值倾向,透过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体现了一种对新世界的憧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心的向背。作为中国民众反抗运动颂歌的水浒传,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历史现象。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之处”(6)。其实作为“鬼神怪异之事”的谶言,乃水浒传的重要特色。水浒中的谶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是预示国家大事,历史进程;二是预示重要人物命运前途,而其中首领人物的命运又往往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很难明确分开。水浒谶言主要有:“
《水浒传》女性的悲哀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这部书中“写到的女性大致有四类。一类是梁山上的女英雄,包括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三位。第二类是被男人凌辱糟蹋的弱女子,如被郑屠霸占又抛弃的金翠莲,被高衙内父子逼死的林冲的妻子,被强盗抢掠奸污的荆门镇刘太公的女儿等。第三类是阅历深、有主见、有图谋的王婆、虔婆、老鸿等老一辈女性。第四类是被视为“淫妇”的市井女性,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白秀英、贾氏、李巧奴等她们的故事各具特色,笔者认为是否具备高尚的人格乃是衡量她们优劣的重要标准。本文试对这四类女子悲哀的命运做简要的分析。这类女子都是市井女性,都生得俏丽多情,都有不端的淫行。作者称她们为“淫妇”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嫁给武大后不守本分,先是挑逗武松,后是与西门庆私通,并且与西门庆合伙毒死了武大,潘巧云与和尚私通,阎婆惜与张三相好,白秀英做知县的姘头,贾氏与李固做一处,李巧奴、李瑞兰本就是烟花娼妓,她们都有不端的淫行。“万恶淫为首”,女性如果沾上一个“淫”字,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被周围人嘲骂,成为“贱货”。然而,郭杰、魏强同志主编的南方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文学大教室》中国元
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试从小说中的货币信息加以推断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正 文】 今本《水浒传》很可能是在一个水平不高但尚称完整的早期版本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对此,笔者曾撰文予以讨论(参见拙著《水浒源流新证》第49节,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拙文还推测,《水浒传》最精彩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下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思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部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的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接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于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天才作家创作小说前半部的具体时间;所选择的切入点,是小说中透露出的货币信息。粗看上去,《水浒》中常见的货币有两类,一类是金银等贵金属,多用“锭”、“两”来计算;另一类是铜钱,例以“贯”、“文”来计算。在金银类中,又以使用白银的例子最多,人们购买什物、沽酒割肉、打尖住店乃至行贿送礼、买凶杀人,多以白银支付。用铜钱的例子也可举出一些。如第十二回为了验证杨志的宝刀锋利,泼皮牛二特从州桥下香椒铺中“讨了二十文当三钱”来,即是显例。然而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却又令人迷惑不解
《水浒传》宴饮描写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水浒传》 宴饮 审美 摘 要:对于《水浒传》中“酒”的描写,我们称之为宴饮描写。小说中“宴饮”成为美学特质,它透过人物、情节和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小说的阳刚之美。 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广泛见之于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文艺作品中,构成了中国文苑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所谓酒文化,一般是指以酒为内容但却又超越了有关酒的具象描写而上升到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也就是说,在涉及酒的文化作品或者艺术作品中,酒本身已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那么《水浒传》中关于酒的描写也已经超越了酒的具象描写,而上升到了一种新的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对于《水浒传》中“酒”的描写,我们称之为宴饮描写。小说中如果我们去掉了关于宴饮的描写和酒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整篇作品不仅人物形象黯然失色,社会内涵会趋于平淡,而且艺术成就也必然要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宴饮”成为《水浒传》的美学特质,它透过人物、情节和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小说的阳刚之美。 一 汉代人就曾把酒称之为“天之美禄”,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既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关键词:潘金莲 改写 《水浒传》 《金瓶梅》 摘 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的形象存在着如下的改写:出身来历的改写、与武松关系的改写、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作者评论的改写。《金瓶梅》作者进行以上这些改写的主要原因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一致和形象的类型化,两部小说作者女性观的改变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潘金莲形象的改写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金瓶梅》虽是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这段故事衍化而来的,但《金瓶梅》中武松、西门庆、潘金莲,与《水浒传》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写。目前学界对于两书中武松与西门庆形象的比较研究较多,而对于潘金莲,人们大多将这两部作品中的形象以“放荡的淫妇”简而括之。但我们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即使在《金瓶梅》前九回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目前学界关于两书中金莲形象的比较研究还十分匮乏,本文以《水浒传》①与绣像本《金瓶梅》②为底本,对潘金莲形象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衍变进行一定的探讨,并分析造成此种衍变的具体原因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剔除潘金莲在《金瓶梅》中进入西门庆家以后的“家庭生活
论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论文关键词]《水浒传自序》;施耐庵;施伯雨[论文摘要]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一、问题和价值金圣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下称金批《水浒》)“序三”说:“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及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所谓贯华堂古本《水浒》“原序”,见于金批《水浒》刊本,末署“东都施耐庵序”。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金圣叹托名伪撰。明人贺复徵选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七之“序四十七·词曲类”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批《水浒》“原序”相同,文末也署“东都施耐庵序”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水浒传》当然不是一部小说。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却称不上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如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後晋到北宋,因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据《金史》卷129《李通传》载,到金海陵王攻宋时(公元1161),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远非昔比,所以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而运到大江北岸。梁山泊与宋江的活动并无多少关系。《水浒传》所述的虚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书人的不断加工,愈来愈丰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到一百零八将。 《水浒传》主要是反映中下层的社会生活,如此广泛的、跨越几个朝代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此书究竟反映的是哪朝哪代的社会生活,文学史家们是不可能解决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分岐。例如吴晗先生生前认为主要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生活,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特别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一文中指出,在全传第82回以上和第111回以下两部分成书较早,可以反映宋代社会。他特别将书中的庄园与宋代的庄园作了对比和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何心先生著有《水浒》,对于此书中的地名、